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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的川人各自表述的对立见解，皆其自身对经界法的切实感受，正是真相而非“假象”，不过均非全面，不能代表“全体川人”而已。91 所谓“深刻揭露”、“充满假象”等，更多是后之治史者自身的过度诠释，乃使“径直之文”生出“曲折之义”！稍具诡论意味的是，这样一种“过解”却是出于辨析史料的谨慎意图，隐约可见疑古辨伪风气的影响，致使动机和目的之间出现南辕北辙的现象。史家操术，得勿慎乎！
主张“历史为过去人类活动之再现”的梁启超曾说，“活动而过去，则动物久已消灭，曷为能使之再现？非极巧妙之技术不为功也”。92 这里所谓“历史”，实指史学。他显然是遵循司马迁的积极取向，认为只要有“巧妙之技术”，就可以再现“过去人类之活动”。我们今日可能没有梁先生那么乐观，但其所说的“再现”确体现了不同时代对史家的不同要求。
在一个学术社会化的时代，“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这句老话有了新的社会含义：今日治史者不仅要自己能“知”，还不能不“再现”给人看。故不仅在研究时要从研究对象的前后左右去论世以知人和事，期能将其前后左右的史事关联熟烂于胸；在表述时恐怕也要有意识地将被表述者始终置于其前后左右的语境之中，使“陈迹”透出其“所以迹”，庶几接近“再现”之境界。 注释：
1 这是一个很值得探索的现象，因为思想史在西方已呈明显的衰落趋势，海峡对岸也开始出现类似的走向；而近年较多致力于“与国际接轨”的大陆学界，却表现出与西方相异的发展倾向，这在很大程度上恐怕是过去政治史独大现象的反作用力所促成。
2 大陆学者中葛兆光可为一个代表，其两卷本《中国思想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2000年)的长篇“导论”皆着重讨论“思想史的写法”。海外学者中王汎森最近也有连续的论述，参见其《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的若干思考》,《新史学》(台北)14卷4期(2003年12月);“思想史研究的反思”，四川大学喜马拉雅讲座，2004年9月15日。
3 参见蒙文通:《治学杂语》，收入蒙默编:《蒙文通学记》，三联书店，1993年，1、6页;《中国史学史》，收入《经史抉原》(《蒙文通文集》第3卷)，巴蜀书社，1995年，254-255页。
4 参见蒙文通:《经史抉原·评〈学史散篇〉》，403页；《经史抉原·中国史学史》，222页。
5 我于1995年秋在四川师范大学的一次演讲中，曾以此二语从纵横两面简述蒙先生的治史取向，当时听讲者中似不乏四川大学历史系的研究生；该文后以《立足于中国传统的跨世纪开放型新史学》为题刊发于《四川大学学报》(1996年2期)，蒙先生曾长期执教于四川大学，然拙文的相关内容似未引起该校历史系学生的关注。
6 参见蒙文通:《治学杂语》，3页。
7 王安石:《临川先生文集·卷七十三·答曾子固书》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排印《四部备要》本，481页。按王安石说扬雄“不好非圣人之书”大概是指扬雄在《法言·吾子》中所说的“弃常珍而嗜乎异馔者，恶睹其识味也；委大圣而好乎诸子者，恶睹其识道也”。
8 胡适:《读书》(1925年4月),《胡适文集》，欧阳哲生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4册，128-129页。
9 王国维:《国学丛刊序》,《观堂别集》(《王国维遗书》，第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影印商务印书馆1940年版，卷4，7页。
10 顾颉刚:《孟姜女故事研究集自叙》,《民俗》，第1期(1928年3月21日)，15-16页。
11 试比较胡适同一文中所说“你要想读佛家唯识宗的书吗？最好多读点论理学、心理学、比较宗教学、变态心理学”(胡适:《读书》,《胡适文集》，第4册，129页)，可知他注重的是“跨学科”知识，而不是思想学术的社会视角。
12 蒙文通:《治学杂语》，17页。
13 韦伯:《古犹太教》，康乐、简惠美译，台北远流出版公司，2005年，10页。
14 傅斯年致胡适，1926年8月18日，耿云志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黄山书社，1994年，第37册，357页。
15 钱穆并说，有一个专治明史的北大历史系毕业生，傅斯年甚至“不许其上窥元代，下涉清世”。参见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三联书店，1998年，168-169页。
16 Marc Bloch, The Historian's Craft, trans. by Pet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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