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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南子·氾论训》说:“东面而望，不见西墙；南面而视，不睹北方；唯无所向者，则无所不通。”此语最能揭示思路和视角“定于一”的弊端，也最能喻解开放视野可能带来的收获。
“无所不通”的高远境界或不适应今日急功近利的世风，79 且既存知识的范围也太广泛，非“生而知之”者大概只能有所专而后可言精。80 若不计“治学精神”而仅就“治史方法”言，治史者固不妨有其专攻，倘能不忘还有其他看问题的视角可以选择，境界亦自不同。钱锺书也认为:“言不孤立，托境方生；道不虚明，有为而发。先圣后圣，作者述者，言外有人，人外有世。”81 正与蒙先生所说的“事不孤起，必有其邻”相类，大致皆发挥孟子论世以知人的主张，提倡开放视野，以超越于就思想看思想的惯性思路。 其实历代思想精英的表述不必皆是经典性的“思想表述”，而社会视角也未必要求什么特定的“社会”史料——上面引述的内容率皆出自精英之口，同样告诉我们不少有关“社会”的消息。正如夏悌埃(Roger Chartier)所说,“对社会世界的表述本身就是社会现实的组成部分”，而不是什么外在于“社会”的因素。82 丹屯(Robert Darnton)也指出，印刷出的文献常被史家视为所发生史事的“记录”，实则它们本身就是“正在发生的史事之组成部分”。83 既然思想和学术(作品)本身就是“社会”的一部分，则精英表述虽未必皆经典，亦未必非“社会”。84
说到底，今日能见的史料都不过是往昔思想脉络的片段遗存，在此意义上厚重的文本和只言片语基本同质。据说老子曾对孔子说:“六经，先王之陈迹也，岂其所以迹哉！今子之所言，犹迹也。夫迹，履之所出，而迹岂履哉！”这是《庄子·天运》中所言，义甚悠远：一方面，既然先王之陈迹未必是其“所以迹”，则后现代文论所谓文本的独立生命似亦可由此索解；鲁迅之不排斥“说梦”的取向，而希望读者知其所读为“说梦”，或即从此考虑。更重要的是，要理解领会六经之文本，便当往“所以迹”的方向努力探索“履之所出”的一面，多少还是接近“论世”的意思。
在司马迁的记载里，老子这样对孔子说:“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85 此语或本《庄子》，而意有所移(按马迁之父司马谈虽亲近今人所谓道家一脉，他自己却比其父更“尊孔”而近儒)。从史学角度言，司马迁的态度更积极。其意或谓言在，固未必非人在不可也(这里的“言”不必一定落实在文字之上，任何人造物体皆能反映也实际反映了制造者的思想，亦皆其言也)。治史者在深究前人所遗之“言”时，倘能尽量再现立言者之“人与骨”及其周围环境，则其理解必更进一层。
章学诚没有那么乐观，他也认为“人之所以谓知者，非知其姓与名也，亦非知其声容之与笑貌也；读其书，知其言，知其所以为言而已矣”；但很多时候“接以迹者不必接以心”，古人“有其忧与其志”，要使其不至于“湮没不章”，就要能“忧其忧、志其志”。86 故他把孟子的论世知人说提高到“文德”的程度，强调“临文必敬”和“论古必恕”两种基本态度。章氏特别解释后者说，“恕非宽容之谓”，是指“能为古人设身而处地”；即“不知古人之世，不可妄论古人文辞也；知其世矣，不知古人之身处，亦不可以遽论其文也”。87
的确，若不论世知人，很容易“接以迹而不能接其心”，态度稍不恕，无意中可能曲解前人之心。王充据孟子所说“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提出，孔子作《春秋》，不过“因旧故之名，以号春秋之经，未必有奇说异意，深美之据也”。但当时《公羊》、《谷梁》二传的“俗儒”，则傅会出不少新奇的解释，使“平常之事，有怪异之说；径直之文，有曲折之义”，其实都“非孔子之心”。88 在王充看来，这些汉代“俗儒”本意或尊经，实可能“非圣”；皆因其将文本虚悬而深究，致出现后人所说的“过解”(over-interpretation)。不幸类似倾向今仍存在：
南宋绍兴年间，朝廷拟推行经界法以均平赋役，遭到各地反对，据说以四川最甚。前往四川调查的王之望后上奏说：在东南一带，确传闻“蜀中经界大为民害”，但川内则“百姓多遮道投牒，乞行经界，与峡外所闻不同”。盖“蜀人之至东南者皆士大夫，不然，则公吏与富民尔。其贫乏之徒，固不能远适；虽至峡外，亦无缘与士大夫接。故不愿者之说独闻，其愿行者，东南不得而知也”。89 何忠礼先生据此说:“这份奏疏深刻地揭露了一个事实，即历史记载可能充满着假象。”90
应该说，当时在川与旅外的不同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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