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蔽孔子之全体”，则“学周公而已矣”。盖“周公成文、武之德，适当帝全王备、殷因夏监、至于无可复加之际，故得藉为制作典章，而以周道集古圣之成”。故“六艺存周公之旧典，夫子未尝著述”。68 章氏进而从学术传承方式一面申论说，古未尝有著述之事，“三代盛时，各守人官物曲之世氏，是以相传以口耳，而孔、孟以前，未尝得见其书也。至战国而官守师传之道废，通其学者，述旧闻而著于竹帛焉”，故“至战国而著述之事专”。69
对于讨论古代思想谱系都要述及的《庄子·天下篇》，章学诚就特别强调孔子与诸子在意识层面“态度”的大不同：前者自称“述而不作”，后者则“各思以其道易天下”。他据儒家的立场说:“道因器而显，不因人而名也；自人有谓道者，而道始因人而异其名矣。仁见谓仁、智见谓智是也。人自率道而行，道非人之所能据而有也；自人各谓其道而各行其所谓，而道始得为人所有。”70 且不论周公所传之“道”是否已“易”，章氏至少观察到“人各谓其道而各行其所谓”的社会现象，由此视角看，时代思想观念确已有所更易了。
一般而言，要既存思想典范仍能起作用并在起作用，才可述而不必言作。薛瑄说朱子的历史作用，以为“自考亭以还，斯道已大明，无烦著作，直须躬行耳”，71 便很能说明这个意思。若从这方面理解，只要采信“述而不作”一语，则孔子之时“道”也不能说不明；于是孔子非教主，乃传教士，其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算作康有为想做的“路德”，尚可推敲(故康氏不能不从根本上否认“述而不作”)。到庄子所谓“道术将为天下裂”而诸子“各思以其道易天下”时，便是典范转移的明证。有关这方面的名家名论已多，然依蒙先生所说侧重观察思想风行之原因及其所起的作用，似还可续有新知。
思想如此，学术亦然。如“考据”是否可以算一种“学”，自“考据学”名称兴起的乾嘉之时，便有争议。焦循曾力辩说考据根本不能名学，然他注意到“近来为学之士，忽设一考据之名目”；自惠栋、戴震以下，“其自名一学，著书授受者，不下数十家，均异乎补苴掇拾者之所为，是直当以经学名之”。72 其余袁枚、孙星衍等，也各从学理上界定何为“考据”。若转从社会视角看，既然有这许多学者对“考据之名目”聚讼不休，尤其著书授受者已不下数十家，这些人也多自名其所治为“考据学”，则以时人眼光言，考据确呈独立成“学”之势。73
实则考据更多是一种治学方法，乾嘉人就“考据学”这一学术门类是否成立进行辩论，提示着一种新因素的产生：尽管中国传统不甚讲究学科分类，但也存在不少以“某某学”称谓的名目(多为大体言之，分界不甚严密)。历来学者对这类称谓皆以其所治对象名之，今则以相对抽象的治学方式方法名之，显然是一个极大的突破，即某种带有广泛适应性的“方法”从各具体的学术类别中独立出来自成一“学”(虽然还有个确立的过程)。这一转变在学术史上的意义，还可以深入探索。74
外篇：前后左右则史无定向75
上面所言思想史的社会视角，核心是要釐清思想学术的时代精神和学脉渊源，其基本立意是要开拓而非限制对史料的采用，以增进对史事的认识。不论是侧重文本还是兼顾语境，不论是内层解读还是外层解读，都并非对立而是互补的取向；探索的途径愈多，则愈可能广泛深入地理解往昔。进而言之，前后左右治史的取向，既渊源于重广博而尊通识的传统学风，也与近年颇受提倡的“跨学科”主张相通。
本文开头说到，民初关于博览的论述已近于今日所谓“跨学科”的含义。的确，整个20世纪中国史学进程中常可听见类似“跨学科研究”的主张，76 这可能提示出着某种“学族”意识的存在。从社会视角看，特定学科的“独立意识”多也带有一定的排他性。今日史学各子学科的畛域尚较明显，各专门史的区分甚至较前更受关注，不时可见关于“什么是某某史”这类论题的持续辨析，其实就是希望划出或进一步划清学科的“边界”。77
各专门史的划分是否当依据其研究对象而定？这样宽泛的问题这里不能展开讨论。或可以说，史学各子学科已存在相当一段时期，自有其功用甚或一定程度的“合理性”；但也当注意，这些“边界”多是人为造成并被人为强化的。根本是史学本身和治史取径都应趋向多元，虽不必以立异为高，不越雷池不以为功；似也不必画地为牢，株守各专门史的藩篱。78 尤其要避免刘勰所谓“会己则嗟讽，异我则沮弃”(《文心雕龙·知音》)之见，切勿因学科的划分限制了对史料的采用。
边界明晰的学族认同原非治史的先决条件，根本言之，史学本是一个非常开放的学科。我倒倾向于相对宽泛的从各种方向或角度看问题，而不必管它是否属于某种专门史——思想、学术问题可以从社会视角看(即所谓social-oriented approach)，政治、外交问题可以从文化视角看(cultural-oriented approach)，可以说没有什么问题必须固定从一个方向看。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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