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张后进而提出:“读一书而已，则不足以知一书；多读书，然后可以专读一书。”他举《墨子》为例说，“在一百年前，清朝的学者懂得此书还不多。到了近来，有人知道光学、几何学、力学、工程学……等，一看《墨子》，才知道其中有许多部分是必须用这些科学的知识方才能懂的。后来有人知道了论理学、心理学……等，懂得《墨子》更多了”。故“读别种书愈多，《墨子》愈懂得多”。胡适以为，读书“不可不博”，即“什么书都要读”，这样才能“加添参考的材料”，知识广博而后“读书时容易得‘暗示’”，可触类旁通。8
类似观念在民初学界并不少见，王国维便曾说，“为一学无不有待于一切他学，亦无不有造于一切他学”。9 顾颉刚也指出，“各种学问都是互相关联的，他种学问不能进步到相当程度，一种学问必不会有独特的发展。同样，一种学问里面的许多问题也是互相关联的，他项问题若都没有人去研究，一项问题也决不会研究得圆满”。譬如孟姜女一类传说的故事，各处皆有，若进行广泛搜集，并将各种故事同时整理研究，则可生互助互补之效，“许多不能单独解决的问题都有解决之望了”。10
不过，这些关于博览的论述多近于今日所谓“跨学科”的含义，而沈曾植关于“俱舍宗”和“俱舍学”的区分，却不仅意味着广读他书而已，更隐约提示着一个从社会视角考察思想学术的取向。11 蒙先生将此提升到意识层面，对思想学术的社会视角有着相当切要的论述。他明确提出:“衡论学术，应该着眼于那一时代为什么某种学术得势，原因在哪里？起了什么作用？这才是重要的。”比如以黄老和今文学为代表的“献印⒖鬃又Ш我栽诤捍绞ぐ偌抑?rdquo;，这一大问题就当从其得势之原因和所起的作用着眼；“从这里看孔、老，似乎比专就孔、老哲学思想看，更有着落”。12
韦伯(Max Weber)在其所著《古犹太教》中一开始就说，他无意“展示什么‘新’事实和‘新’见解”，与既往的同主题研究相比，该书“若有什么是新的，那就是社会学的提问，并且在此提问下处理事情”。13 这部分体现了一种谦逊的态度，但也明确指出，该书的新意正落实在提问层面之上。在中国上古史这样的领域，当基本史料是个常数时，史家提出的问题不同，他实际可能“看到”的史料就不必同，其所使用的材料亦然。从思想学术的社会视角看问题，是蒙先生治史取向的特点之一，下面试申论之。 内篇：时代精神和学脉渊源
从社会视角考察思想学术的取向渊源甚早，孟子已提出“论世知人”的方法，他说:“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天下之善士为未足，又尚论古之人；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孟子·万章下》) 这就是说，要真正了解古人到可以成为朋友的程度，不仅要“颂其诗，读其书”，更要“知其人”，而“知人”的方式就是“论其世”。推广言之，“论世”不仅可以知人，也可知书、知事。
1、历时性和共时性
傅斯年就特别强调历史上的人与事和周围的联系超过其与既往的联系，即使是所谓同一学派亦然。他认为，“古代方术家与他们同时的事物关系，未必不比他们和宋儒的关系更密；转来说，宋儒和他们同时事物之关系，未必不比他们和古代儒家之关系更密”。所以，如果他写“中国古代思想集叙”，就要“一面不使之与当时的别的史分，一面亦不越俎去使与别一时期之同一史合”。14 在钱穆的印象中，北伐后的北大历史系由傅斯年暗中操控，因他“主张治断代史，不主张讲通史”，故该系所定课程也以断代史为优先。15
类似的观念在20世纪史学界似相对普遍，法国史家布洛赫(Marc Bloch)就曾引用“人之像其时代，胜于像其父亲”的阿拉伯谚语，来强调任何历史现象都不能脱离其发生的那段时间来了解。16 傅柯(Michel Foucault)也认为，包括历史叙事在内的任何“话语”，都“不应诉诸于渺不可及的起源之陈述，而是在其发生之时如其发生之状来进行探讨”。17
这样的取向好像更多提示着共时性的一面，而史学区分于许多社会科学的一个特点似乎是历时性。陈啸江在区分历史学和社会学所关注的社会变迁时说，“历史学所着眼的，乃通过去、现在、未来的‘变’的法则；而社会学则以现社会发生的现象为其中心，过去的研究，最多亦不过供其为研究现代之参考而已”。18
史学的时间性确应予以特别的重视，惟“历时性”和“共时性”在语言学里常常是对立的，在史学中却可以是也应该是相互配合的。晚清官方的新史学对此已有认识，1904年颁发的《奏定学堂章程》就注意到“通鉴学”和“正史学”的分别，认为两者“纵横各异。正史学精熟一朝之事，而于古今不能贯串；通鉴学贯通古今之大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