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学艺社的成员绝大多数是留学日本的，他们吸收的西方文化是经过日本学者筛选和解读的。在哲学方面，他们侧重于欧洲大陆的理性论、生机论或直觉主义，而不侧重英美的经验论、实在论和实用主义。在社会理论方面侧重于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而不侧重于个人主义。如果说中国科学社的成员有不少倾向于科学救国、工业救国，中华学艺社的部分成员则更倾向于文学革命、教育救国和社会改革。

　　中华学艺社社成员在当时就对留学欧美的人谈论相对论有不同评价。周昌寿说7：

爱因斯坦的相对性原理，完全是由数学的推理得出来的结果，所以一般没有数学修养的人，无由观其门径。我国研究相对律的人固然很少，但是介绍他的重要的论文，杂志里面，却有几篇；不过这些论文，大概仅将那些由数学推出的几个结果，摘录出来罢了。至于它的详细的内容，和万壑千流，不得不归宗于这个大原理的理由，却未曾提及，的确是一大憾事。但是由一方面说 ，这个原理的坚深程度，和他的价值的高远程度，恰成一个正比例。若要想真正了解他的价值，除却耐心忍性向着他那坚而且深的一条路上走去，别无他法。

　　这些言论显然是有所指的。周昌寿还指出，关于相对论发表前后十六年间，所成文献已不下一千余种，就是麻木不仁的中国，自从罗素在南京演讲以后，也有许多的人，知道它的存在，各种杂志里面，也东一篇西一篇的登载不少，虽然说得不完不全，读去不明不白，究竟总比不闻不问的好多着呢。究竟若要完全，就不能够明白，若要明白，也决不能够完全，二者不可得兼。他的工作也是只求一个明白罢了8。

　　周昌寿还认为9：

这个时候正正碰着我国学界兴高采烈的在那里高唱新文化运动，照道理说起来，对于这件轰轰烈烈的伟大功绩，似乎应该也得要知道一些风声的了。其实一直到了罗素来华讲演《物底分析》的题目的时候，一般人才知道有这样一个奇怪的人存在。于是一般时髦政客，拿出他们那种揣摹杜威、罗素的惯技，要想来对付这一位先生。

　　周昌寿特别强调说在罗素演讲之前，中国并非果真没有人去研究过。他举出1917年出版的《学艺》一卷三号里面，许崇清的《再批判蔡孑民先生信教自由会演说之订正》，已经提及此事，并且还举有一个有名的例子来作印证。后来文元模也在《学艺》二卷二号和四号里，作过简单的介绍。周昌寿感慨10：

惜乎他们两位都不是外国人，所以挑发不起一般人底好奇心，都将他们说得话，视为河汉罢了。现在因为爱因斯坦来东亚讲演过一次，所以国人对于他的兴味，也大非昔比，杂志上介绍的论文很不少，就是一个明证。既然这样，就不可再蹈这种盲从的恶习，务必要踏踏实实的将他真正的价值研究一下。

　　相对论在中国传播，比较集中的时间是在1920年到1923年之间，表面看与罗素来华有关，但这只是一般的理解。如果仔细观察事情并非这样简单。

　　当时知识界对相对论发生兴趣，有一个特殊原因就是相对论的出现改变了人们对世界的看法，特别是中国的知识界兴趣更集中在这方面。在此前两年，1921年张竞生在北大所开的课程中就有讨论相对论的内容，重点在哲学方面。他说11：

我在《相对论与哲学》一篇中，说及爱因斯坦的发明全藉哲学方法的效力。即是用了《逻辑》上（旧译《论理学》）的演绎法，和几何学家所用去创造几何学的方法。我又发现爱因斯坦以前，物理学的成立，虽由科学方法所得来，但到后头，竞为科学方法而破产。……幸而到了爱因斯坦手里，用了哲学方法──用了一个从前物理学家不敢用的方法──才把这些破碎的现象收拾起来，做成了一个系统的物理智识。

　　德国司密士的《相对论与宇宙论》，在1922年也被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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