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哲学界受它的影响更大。他特别提到了1921年在牛津召开的国际哲学会上讨论相对论问题的情况。他说：「故研究题目之相同，而其方面异。物理学家所重者在物理方面，哲学家所重者在哲学方面。以吾与物理学渺不相涉之身，于此问题若须臾不能去怀者，其动机在是。」32他还专门引述哈尔顿（Lord Haldane）的话说：「此问题为双方之交界处，为科学家与玄学家相逢处。科学家之需要玄学家，与玄学家之需要科学家，正复相同。以此原则非科学家所得而独占也。」张君劢说他自己所以敢于谈论相对论在哲学上的得失，是因为：「顾数年来遍求国中一二文字评相对论在哲学上──是非者，而不可得。」张君劢比较了牛顿、爱因斯坦和康德的时空观后评价道：「然以我观之，苟划清康氏与爱氏所谓时空之定义，则两说不妨两利俱存。虽谓并无冲突，无不可焉。」他当时就意识到「惟科学家中每好以证明为唯一标准。凡不能证明者，即不认其有此物」。
张君劢介绍了当时英美哲学界的主要思潮（实证主义、新康德派、新唯实派、杜里舒与现象学派）后评价说33：
以上五家之言与反对者，现象学派也；绝对赞成者，实证派惟实派也。其介于二者间者则为新康德派。反对者，谓如爱氏言，则自然界之认识将无绝对之标准矣。绝对赞成者，以经验为唯一标准，不认经验外别有所谓绝对标准也。诚如赞成者之经验主义，谓所测量之时空外，不认有其它之所谓时空。今测量中之时空既属相对，则尚何绝对标准可言。虽然，以我读爱氏怀氏书，彼辈固不信时空之绝对，然未尝无所谓绝对者以为之准，依怀氏言，点事（Point-event）是也；依爱氏言，是间事（Interval）是也。两家之言如此。可以见人类之认识，必有其共同者在；必有其绝对者在。若无此共同者或绝对者，则认识且不能，尚何学术之可言？故有爱氏之相对论，而不至陷于无标准者，其原因在此。
张君劢翻译的杜里舒关于相对论的书虽然出版于1924年，但他接触相对论的时间却在这之前。林徽因在《悼志摩》一文中曾说徐志摩「曾译过爱因斯坦的相对言论，并且在1922年便写过一篇关于相对论的东西登在《民铎》杂志上。他常向思成说笑：『任公先生的相对论知识还是从我徐志摩大作上得来的呢，因为他说过他看过许多关于爱因斯坦的哲学都未曾看懂，看到志摩的那篇才懂了。」34徐志摩介绍爱因斯坦的文章名为《安斯坦相对主义（物理界大革命）》35。徐志摩关于爱因斯坦的接受则来源于张君劢。
徐志摩在文章一开始就说36：
吾秋天过巴黎的时候君劢送我一本安斯坦自著的《相对主义浅说》，告诉我要是有辰光，不妨研究一下。我离开巴黎就在路上看了一遍，字是一个个都认得的，比喻也觉得很浅显的，不过看过之后，似乎同没有看差不多。我可也并不着急，因为一则我自己科学的根柢本来极浅，二则安斯坦之说素，原不是容易了解之东西。到了英国，我又把那本书复看一下，结果还是「山东人吃麦冬，一懂不懂」。于是我想要懂总得请人指导。谁知问了许多人，大家都很客气，一样的说不懂。吾同住有位学工程的，算学物理都很精明，我就同他谈起，我问他你看安斯坦的学理怎么样，他回答说他不管。他气烘烘的说，你要听他可糟了，时间也不绝对了，空间也不绝对了，地心吸力也变样儿了，那还成世界吗？我碰了一个钉子，倒发了一个狠，说难道就此罢了不成，他的学理无非要解释宇宙间的现象，奈端得深浅阔狭，我多少理会一点。难道见了安斯坦就此束手。我也不再请教人了，自己去瞎翻。另外看了几本书几篇杂志文字。结果可不能说完全失败，虽然因为缺乏高深数学的缘故，不能了解他「所以然」的道理，不过我至少知道了那是甚么一回事。
据徐志摩介绍，1920年秋天科学社在南京开年会的时候，任鸿隽在会上讲一篇爱因斯坦的「相对说」，同时饶毓泰也在年会上讲同一题目。徐志摩说37：
任饶两位当然是完全明白，不过听他们的人，有没有听懂，可又是一件事。这一回罗素到南京科学会里又讲安斯坦。我看见那篇译文，听实说除非有过研究的人，否则一席之谈决不会有多大的效力。
徐志摩这篇介绍爱因斯坦和相对论的文章，只是一般的介绍，大体可以说是一篇普及性的文字。但徐志摩对「相对论」认识却是值得注意的。徐志摩说：
安斯坦在物理界的革命，已经当代科学家认可。……无论如何他发动了这样一件大事业，应该引起全世界注意，不但是爱科学的人当然研究，就是只求常识的人，既然明白端奈的身份，就不可不知道安斯坦的价值。
除了科学价值外，徐志摩还认识到「这相对学说对于哲学也有极大的贡献。」他进一步指出38：
有人反对「相对说」，说他无非是一种玄思，并没有科学的真义。照现在莫名其妙的哲学派别之多，也怪不得人家起那样的疑心。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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