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吴有训是最早接触相对论的。到了三十年以后代才有周培源、束星北、胡宁等专业物理学家的研究出现22。可以说中国早期关于相对论的的传播以翻译和介绍为主,着眼点并不在相对论本身,而在于相对论在哲学上的意义。所以大体可以说相对论在中国的传播主要不是科学的传播而是一种哲学思想的传播。这也就是为甚么中国早期关注相对论的主要是哲学家和思想家。张申府晚年回忆中说23:
在哥廷根我决意翻译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对于爱因斯坦,我在中国时便已经对他留意。1920年3月我写了一篇文章:〈科学的革命〉,我是第一个指出爱因斯坦相对论在思想史上的突破性以及重要性的人。他的学说使宇宙较为清晰、较为容易理解。爱因斯坦的理论也有很大的美感,它总结了和改变了物理学上所有的概念,使物理学更加哲学化。
直到三十年代中期前,关于爱因斯坦和相对论以及量子力学的主要译文和介绍,常常主要不是发表在专业学术杂志上,而是发在与哲学研究相关的杂志上24。
特别需要提到的是当时有一位名为薜学潜的人,用中国易学思想研究相对论。他写成一本《易与物质波量子力学》。书前有桐城张鸿鼎一篇序言,对作者这样评价:
著《易与物质波量子力学》一书,附图式至详案。易卦方阵演变之定律,推而列之。引西儒爱因斯坦相对论、狄拉克方阵算学、希鲁汀格及达尔文各方程式、证明易方阵精明广大。凡物质波量子力学诸定律,皆能与易方阵定律相契合无间,更由此达哲学境域,思精而例具,有物有则,取述而不作义包罗万象,虽创见易信其不诬。
本书意在用「易方阵」的思维方式,验证已知的科学定律,虽然思路怪异,但看得出来作者具有现代物理学知识25。
爱因斯坦和相对论在二十世纪20年代初传入中国,在两年时间内广为传播。到了20年代中期稍后,已广为人知。当时一般出版的科学、哲学辞典及相关的普及读物中,都收有爱因斯坦和相对论的词条以及他本人的照片,已成为普通常识26。
罗忠恕担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哲学顾问期间,1946年至1948年于欧美各国考察讲学,1947年曾与爱因斯坦当面就人类关心的共同问题进行交流,他们的谈话曾在上海一家杂志上发表,这可能是1949年前当面与爱因斯坦进行过深入交谈的最后一位中国人27。
二 科玄论战源于相对论的传播
张申府晚年回忆他在二十世纪初期的思想变化时曾说过,那时他受到了马克思、弗洛伊德和爱因斯坦的影响。张申府是这样,其它知识分子大概也有同样的情况。这个判断很令人深思,以往人们在考察西方思想对中国知识界的影响时,似乎较少提到相对论的影响。但实际上相对论对中国知识界的影响相当深刻,它改变了部分知识分子对世界的认识方法,使五四以后中国知识界普遍的唯科学主义倾向中出现了不同声音,主要体现在张君劢引出的科玄论战中,而张君劢思想中有明显相对论对他产生的影响。在关于张君劢哲学思想研究中,注间较多的是德国哲学家倭铿、柏格森、杜里舒(Hans Driesch)和康德对他的影响,对相对论在他思想中的作用少有提及28。
二十世纪20年代的中国知识界,对于西方的各种思想都表现出了强烈的兴趣。对于这种现象,当时就有不同的评价29:
假如有一种学说或主义,灌输到现在的中国来,真可谓所向无前。因为不论那一个文明国家,有新学说新主义在那边传播,迟早总会有人加以批评,唯有中国不然。杜威、罗素、杜里舒、山额夫人,等等都来了,莫不轰动一时,以为他们所说的话,句句是金科玉律。
相对论也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在中国传播的。
中国知识分子接受相对论的时间大体在同一个时期,无论是中华学艺社成员还是中国科学社成员,比较集中接触相对论是在1919年左右相对论被证实以后30。张君劢接触相对论就在这一时期,他曾说31:
我于物理学为门外汉,微爱因斯坦之名之催眠,虽至今足不涉物理学之蕃蓠或焉。一九一九年,一九二零年之交,适居欧陆,报纸之所载相对论焉,学者之聚讼相对论焉,乃至政谭之会,社交之地,三五人纵谭,必及相对论。我为好奇心所驱遣,乃从事研究。时友人夏君浮筠,同寓柏林,每见则持相对论一书相质证。继复就柏林大学助教乌君往还讲习者数月。惟我乏高深数理之素养,故所得殊浅薄。杜里舒之东来也,讲题本以生物学及哲学为限,惟其新板秩序论中有评相对论文字一段,抨击爱氏至猛,若不两立者。窃以学理不贵一尊,有反方之文,则正方之理,或因而尤显。尝以此意商诸尚志学会林宰平先生,宰平先生然其说,乃恳杜氏发表其反对之意见,此则杜氏作此文之由来也。
张君劢在文章中还指出,相对论的发明,为物理学史上之大事,不仅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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