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我们只要跟着科学走，总错不到那里去。」

　　1920年10月罗素在南京中国科学社的演讲题目是「爱恩斯坦引力新说」。赵元任做翻译。12月21日出版的《晨报》发表了这个演讲。罗素在演讲中特别提到要了解爱因斯坦，要看爱丁顿的书。并认为「爱恩氏所得，要为实验证实之科学大胜利。谓为牛顿后第一人，不为过也」39。

　　罗素在这个演讲中特别提到40：

相对论的起源，它的一部分本来也是由一种相对的哲学态度而来，等到相对论今天告成，它的许多深有兴趣的物理的成绩也似乎有些哲学的结果。但是相对论虽然发达的如此之快，算起来究竟还是一个几岁的科学婴孩。所以对于它在哲学上的影响我们却不可以抱太奢的希望。因为曾经有过许多很普遍的哲学的思想做过相对论的物理的研究和观察的精神的鼓动力；但是后来相对论渐渐的证实过后，它的内容虽然更加丰富而坚固，可是反不如哲理家所愿望的那样概括和普遍，现在除非还是物理学的门外汉，才会还相信那些说过头的概论。

三　简短结论

　　1922年爱因斯坦到上海时，张君劢曾见过他。爱因斯坦在上海演讲时，张君劢问他对当时国际间流行的「心灵学」研究有甚么看法，爱因斯坦说这是不足道的41。这个细节说明张君劢除了关心科学的发展外，更关心人生问题，他后来在清华演讲的思路，与他对爱因斯坦所提问题之间或许有些关联。

　　科玄论战是因张君劢引出的，他大量接触过当时关于相对论的知识，特别是英美哲学家对相对论的认识，所以评价1923年初张君劢在清华关于人生观的演讲及引发的争论，要上溯到他与相对论的接触和接受情况，才能有较完整的认识。虽然科玄论战中涉及的问题，在此前的《科学》杂志上也曾有提及，但集中的讨论却是在张君劢演讲之后42。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认为科玄论战起源于相对论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影响，也就是说相对论的传播和接受触发了张君劢的思考。张君劢对科学主义的怀疑态度，应当放在相对论的传播这个背景下来理解，他对过分强调科学功能作用的提醒和警告，暗含着不能用绝对的态度观察世界，这个思想的源头无疑来自相对论的启发。后来的事实提醒人们，在观察中国现代思想的起源时，应当注意到同样思想来源最后所导至了不同的思维方式，这种思想背景最后决定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政治选择。张君劢终身主张中国应走宪政道路，并为此奋斗一生。而在科玄论战中与他始终处在对立面的老朋友丁文江，在三十年代初期，曾一度提倡开明专制。这些思想的逻辑发展，如果往前追溯，其实在科玄论战的过程中，双方的思想路向已经显示。林宰平在《读丁在君先生的玄学与科学》中说：「君劢先生反对科学，他却要邀集知好研究安斯坦的相对论。」43丁文江在〈玄学与科学──答张君劢〉中认为44：

等到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成立以后，牛顿的公例已经不能适用，因为爱因斯坦说，吸引的现象是空间的性质，无所谓力，用不着力的观念。空间自己是曲线的，所以凡在空间运行的物质都走曲线，牛顿所说的直线运行，是世界所没有的现象，用不着这种假设。君劢说，「近年以来，则有爱因斯坦之说，虽其公例之适用范围有不同，然端奈公例之至今犹能适用，一切物理学家所公认者也。」读者只要看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再拿牛顿的Principle来比较，就知道他这种话有无根据。

　　一般评价，在1923年这场科玄论战中，科学派的思想占了上风，它对中国后来的影响也明显超过「玄学鬼」，这使得中国现代思想中绝对观念、一元论、决定论等思想特别容易流行。郭颖颐曾指出：「许多中国思想界领袖都成为科学一元论者，20年代的这种潮流，导致30-40年代更坚定地支持科学的力量，以及认为科学规律与人类发展的『规律』相一致的观点。」45过分推崇科学范围的活动削弱了经验论的思想风格。郭颖颐认为，在急切和混乱的30-40年代中，寻求科学的精神觉醒，所带来的不是经验论渐进和多元的思想方法，而是唯物论科学主义的教条结论。

　　1 戴念祖〈爱因斯坦在中国──记1922-1923年间爱因斯坦两次路过上海和相对论在中国早期的传播〉，赵中立、许良英编《纪念爱因斯坦译文集》第396页，上海科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