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论之重要，其影响于科学与哲学之大，实为空前。迩来我国各杂志中时有介绍，然多以篇幅过短，不能详细解释，或夹杂数学，非普通一般人所能懂。我前曾翻译史乐生所著之《相对论易解》，并登载上海《时事新报·学灯》。嗣后张东荪先生寄以此书，嘱为移译，课余攫暇，竟于一月间脱稿。惜匆忙草成，错误自属难免。

　　此书原为演讲稿所编成，说理明显，依次陈述相对论所引起的重要问题。「著者以浅近文句（即非专门语）叙述安斯坦所以推得此种结论之故，及其如何得有实验证明。倘若承认此相对论，则吾人必大改其宇宙观。书中无高深数学插入，故人人可读。然此仅为通俗书，欲深究相对论原理者必进而更为深邃的研究。此种通俗书不过引人之兴趣而已。相对论虽难，然颇似橄榄，必欲嚼欲有味也。」13他特别提到这本书是张东荪寄给他的，说明当时中国的哲学家都在关心相对论。

　　罗家伦1923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完成的《科学与玄学》一书中谈到爱因斯坦的地方很多。据他在书前的自序中说，他写这本书时曾与赵元任、俞大维和傅斯年多次讨论。他在书中提到：「于是『量子说』正式成立，而且与爱因斯坦的系统有重要的关系，为近代科学史上灿烂的一章。」14

　　从罗家伦引述的参考文献中可以看出，他接触过当时已出版的大量的关于相对论的文献。他在书中认为：「量子说将来的重要，恐将驾相对论而上之。」书中还提到15：

爱因斯坦的学说有三大实证：第一即水星的轨道；第二系光经引力场（Gravitational field）之斜曲；第三系光谱线向红尖之拥聚。前两证已得到确切园满之结果，第三亦极重要，与量子说颇有关系。最近科学界对于predicted shift of spectral lines in a gravitation field 似已证定，使相对论的可靠程度愈为增加。

　　罗家伦说16：

爱因斯坦学说之所以接近哲学，正是因为他不是仅取科学中现成「镜架式」的空间和时间基本概念，而且追问时间和空间的本身。他的解答在科学方面，可以说是比较最能满意的。但是要根据他组织成一个大的哲学系统，解释所有哲学里的问题，则还要经过许多困难。

　　张东荪在《科学与哲学》中多次提到和引述过爱因斯坦的话。如在〈从我的观点批评科玄论战〉中说：「近来相对论出世，更把旧日物理学上的的概念修正了不少，结果知道所谓力就等于质量，二者只是一个东西。」17

　　1929年在上海大同大学的演讲《将来之哲学》中，张东荪说18：

例如哀斯坦的相对论虽然有两三项是在天文学上证明的了，但这几项仍是相对原理的应用，不是直接表示相对原理。所以只能认为佐证而不可即认为是自身的证明。因为相对原理的本身是不能实证的，而可以实证的只是其应用于某某等处。详言之即如水星近日点一项而言，即证明哀斯坦的计算法较确于牛顿的计算法，然而仍不是直接实验相对原理。

　　一种新知识的接受与它最初的接受渠道与接受者的知识背景和兴趣有很大的关系。从现有的资料分析，中国最早接受相对论的直接渠道是日本物理学家石原纯。

　　石原纯是日本科学家兼歌人。明治十四年（1881），生于东京本乡。东京帝国大学理科大学卒业。四十四年，任东京帝国大学助教授。约二年间，留学欧洲；大正二（1913）年做教授，得理学博士学位，十年辞职。以介绍爱因斯坦的相对性原理著名。为日本理论物理学之权威。他的诗歌也颇著名。著有《自然科学概论》，现代短歌之《石原纯集》等书19。

　　从石原纯在东京帝大任教的时间可以看出，恰好是中华学艺术社成员在日本活动的主要时期。周昌寿和景梅九基本是直接译介了他关于爱因斯坦的文章。1949年前石原纯的《自然科学史概论》对中国科学界的影响很大，当时对此书的评价是「石原纯先生此书，对于自然科学之种种问题，悉以安斯坦之相对性理论为依归：这是其特异于其它同一性质的著作之处。」20石原纯说：「安斯坦之一般相对性理论，固还有对于所谓宇宙论的问题的数种意见之不同；但是无论如何，其对于自然现象之记述，以同等的权利许与一切的基准系，在所谓包括天动说及地动说两种理论的立场上，而得造成认识论上满足的世界形象：这怕不能不说其实为伟大的业绩吧！」21

　　另外一个接受渠道是德国和英美，就是张君劢、夏元瑮、罗家伦、张东荪等。相对日本的接受渠道，这个传播过程更为直接，但接受者却以哲学家为主。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初期，在物理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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