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祖宗家法”提法的出现，一方面，使现世的法度规则笼罩在礼制乃至道德伦理的体系之下，具有了双重的权威；同时也使“祖宗”的意旨与现实政治联系在一起，使其形象更为鲜明生动，并因而在现世获得了“永生”。另一方面，这一说法又将已经进入彼界的“祖宗”与用以处置世俗政务的“法度”固定联系起来，从而使“祖宗”不再是“高处不胜寒”的神灵，在拉近了距离、保存了亲切感的同时，事实上也降低了祖宗们的超越度与凌驾度。

总的讲，赵宋的所谓“祖宗家法”，可以说沟通着当时的“正家”与“治国”方式，也体现着“人治”与“法治”的互补与折衷。它的立足点、落实处是规矩法度；而与此同时，又突出着作为家族尊长、人治象征的“祖宗”之导向与决定作用。从这一意义上，或许可以说，作为根本性治国原则的“祖宗家法”，既是对于“人治”的限制与规范，又是“人治”的延伸，是寓含一定理性精神的“人治”。

赵宋的“祖宗家法”，存在于政治、社会、文化交汇的界面之上。尽管宋人倾向于认为它是一系列实际轨则的组合，时至今日，我们却不应再作此拘泥的理解。“祖宗家法”无疑来自于赵宋统治阶层对社会现实与政治现实的反应，但它显然又在很大程度上寄寓着宋代士大夫的自身理想；它回应着正家治国的现实需要，但作为一种理念，它又并不等同于赵宋王朝实际的政治行为与制度设施。尽管有时它事实上不过是政争的工具，但政争诸方对于它的引证和重视（无论正面或是负面的），同样揭示出它的真实意义。对于“祖宗家法”这种正家治国模式的追求，植根于那一时代的传统之中，深刻地影响着当时的行为、制度乃至社会观念；并且就是在那些行为、制度、观念甚至习俗之中，体现出它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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