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时代开始，中华文化的影响，开始超出东亚华夏文化圈，通过启发西方的现代化运动，最后影响到全世界。 马可·波罗那一代人发现世界的最重要的意义是发现中国。现实世界的旅行将商人、传教士等带到中国，是中西交通史上真正划时代的大事。文本世界中的旅行将中国形象带回欧洲，是欧洲文化史上的大事。他们在中国形象中发现了新观念，发现了早期资本主义的世俗精神，中国形象成为财富与君权的象征，不论其经济维面还是政治维面，都表现出欧洲文化的向往。这是研究西方现代性文化史不可回避的一个重要方面。

　　不同文化的交流是历史发展的动力，中国形象在改变着走出中世纪的欧洲人的观念，甚至诱发了西方现代资本主义文明最初的动机与灵感。马可·波罗那一代旅行家发现旧世界的最大意义是发现中国，而发现中国的最大意义是直接导致发现新大陆。哥伦布横渡大西洋发现美洲，达·伽马绕过好望角到达印度。用亚当·斯密的话说，这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两件事。在这两件事中，有着中华文化形象的影响。马可·波罗时代的大旅行改变了欧洲人的世界观念，使欧洲人意识到他们的家乡不但不是世界的中心，而且是世界的一个偏僻的角落。世俗天堂在亚洲的东部，在富强的“大汗的国土”。哥伦布的远航的动机是寻找天堂般的大汗的国土，整个航程中他都期待着某天清晨在前方海面上出现汗八里或行在城里耀眼的金屋顶。西方人为了发现一片旧大陆，发现了新大陆；为了发现中国，他们发现了世界。蒙元世纪创造的契丹形象对西方乃至世界历史的创造性影响，在于它成为地理大发现最初的动机与灵感之一。

　　地理大发现时代西方的中国形象，在进一步理想化的同时，显示出更多的历史精神与道德色彩。门多萨神父的《大中华帝国志》第一次使中国在西方文本与文化中获得了历史化的清晰完整的形象。它塑造了一个完美的、优越的中华帝国形象，为此后两个世纪间欧洲的“中国崇拜”提供了一个知识与价值的起点。西方文化精神在历史的不同时期内召唤与塑造的中国形象，都有一种特定的文化动机。文艺复兴时代西方的中国形象已不再是一段刺激有趣的传奇故事，对于初入现代文明的欧洲，它将表现为一种改造社会的动力，甚至开始扮演精英文化中的某种社会理想。

　　令人惊叹的中华文明为文艺复兴文化提供了一个自新与自我超越的楷模。中国形象进一步被理想化，它的文化象征意义越来越丰富，不仅表现了西方现代世俗精神、绝对君权，还开始具有某些政治宗教与道德哲学的启示。中国的司法制度、文官制度与考试制度、中国的圣哲文化与贤明统治、中国的宗教宽容、汉语的普世语言特征与中国人的勤劳，在迈入现代历史的西方文化中都表现为一种特有的、值得赞美与仿效的“中国价值”。大中华帝国的形象，是西方进入现代意识时那种好奇与开放精神的产物。在自尊的谦逊与进取的诚恳心态中，西方需要一个自我超越的楷模，遥远的中国又恰到好处地扮演了这一角色。欧洲将有可能在不同的文明层次上利用中国。所不同的是，这一次的中国形象更加明晰、具体，从民间文化进入精英文化，并带有某些严肃的、激进的色彩。中国形象将成为启蒙运动的一面旗帜。

　　启蒙时代西方社会文化生活中普遍出现一种泛中国崇拜的思潮，人称“中国潮”。它将近五个世纪西方不断美化的中国形象推向高峰，中国几乎成为西方文化向往的乌托邦。

　　“中国潮”既指一般意义上西方人对中国事物的热情，又特指艺术与生活中对所谓的“中国风格”的追慕与模仿。“中国潮”开始于1650年前后，结束于1750年前后。一个世纪间，“中国潮”表现在社会物质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从高深玄妙的哲学、严肃沉重的政治到轻松愉快的艺术与娱乐。孔夫子的道德哲学、中华帝国的悠久历史、汉语的普世意义，中国的瓷器、丝织品、茶叶、漆器，中国工艺的装饰风格、园林艺术、诗与戏剧，一时都进入西方人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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