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落后，并不像一般想象得那么久，也并非像某些玄奥的理论论证的那样是由某种中华文化的本质注定的、必然而不可逆转的。黑格尔断定中国是“仅仅属于空间的国家”，停滞在历史的起点上，没有进步也没有未来。马克斯·韦伯假设文化对人与历史命运的塑造，探讨所谓“西方个性”与“亚洲个性的结构”，他认为西方之所以胜出，是因为新教伦理塑造了现代资本主义，尽管亚洲社会、政治、文化具有各自不同多样性与复杂性，但都缺乏“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他们的理论不管显得如何“科学”，总是一种东方主义式的话语，包藏着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的霸权。笔者曾经关注西方的“汉学主义”话语如何为中国的现代化设立了观念陷阱，使中国的现代化历程分外艰难。⑦

　　中华文化，即使在衰落与动荡的年代，也未停止它对世界文明的贡献。我们在此关注的是世界现代化的中国经验维面。在世界现代历史上，中华文化的世界贡献依旧体现在华夏文化圈与西方文化圈两个方面，我们首先看西方文化圈。

　　中华文化对西方现代化的影响，经历了从器物到制度到思想的三个阶段，“东学西渐”与“西学东渐”的过程上基本相同。首先是中国的科技发明促成了文艺复兴与地理大发现，然后是启蒙思想家塑造的中国开明君主制度与孔夫子哲学的典范影响到西方政教改革与革命。最后，中国形象又成为西方文化超越现代性的现代主义美学思潮的灵感与左翼文化批判的武器。世界文明是个由不同国家民族不同力量在不同领域的相互创造生成的相互依存的系统，现代化既不是西方独自的发明创造也不可能为西方所独享。

　　启蒙运动曾经将中国形象当作批判与改造现实的武器。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时代到来，西方的中国形象在现代性自由与进步大叙事中逐渐黯淡，但并没有消失，而是进入现代主义视野内，变成浪漫主义的、异国情调的审美想象，超越现代性缺憾的现代主义向往的牧歌田园。这是中国形象对西方现代文明的另一种建设。西方现代文明在观念上包括现代性与现代主义两个方面，而在这两个方面，都表现出中华文化的影响。在此我们看到两种完全不同的中国形象：一种是政治视野内的东方专制帝国，一种是审美视野内的道德与自然的乐园；一种是现代性自由与进步视野内被否定的东方帝国，另一种是现代主义美学期望中的乌托邦。这种现代主义东方情调的、美学化的中国形象的价值，不是作为一种改造社会的现实的力量，而是作为一种逃避社会的、个人的、审美的幻境。

　　19世纪以后，从西方社会期望中消失的中国形象，作为西方现代主义文化的向往之地，却不知不觉地进入审美期望中。社会期望中，西方试图将中国形象从幻想引渡到现实；审美期望中，西方试图让中国形象彻底沉入幻想。社会期望中，中国形象的感召力是现实的、实用的；审美期望中，中国形象的感召力是非现实的或逃避现实的，因为它虚幻，才有意义。社会期望中，中国形象出现在历史的未来；审美期望中，中国形象出现在历史的过去。社会期望中，中国形象的精神是自然神性与理性的；审美期望中，中国形象的精神是超验神秘的、非理性的。审美期望中的中国是现代主义心灵的象征。它不仅是失望与逃避现实的方式，也是确立主观性与自由的解放的方式。它在与现实的疏离感中完成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反抗，确立了个人内在精神的真实与权利。中国形象成为西方现代主义美学超越现代性异化的田园牧歌，作为前现代想象中的“他者”，在时间上代表美好的过去，在空间上代表美好的东方，寄托着现代主义思潮中对怀乡恋旧的与精神和谐的向往。中国是“由美丽的山脉、鲜花、或耕耘着自己土地的一群既是学者也是绅士的农民组成的奇妙乐土”。⑧由《中国佬的来信》中描绘的“中国理想”，在赛珍珠的《大地》中进一步故事化，王龙就是那种“既是学者也是绅士的农民” 的典型，他在战乱与灾荒中幸福而勤奋地耕耘自己“奇妙的乐土”。诗意的中国就是生于土地死于土地的质朴勤劳的中国农民的中国。

　　20世纪初，西方现代主义审美化的中国形象出现复归现实的冲动，它对美好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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