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中国成为20世纪表现启蒙理想的进步乌托邦。其进步理想表现在物质与道德两个方面。红色中国巨大的经济成就让他们吃惊，那些激进的“朝圣者”们，发现的是一个“全新的社会”，既不属于传统的中国又不属于现代西方；既不属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又不属于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中国开辟了一条独特的现代化道路，解决了人类向自由与幸福进步的大问题。所谓的“中国道路”首先是彻底的社会革命，它改变了整个文明结构，以现代理想重新规划现实。使一个贫困、堕落的传统国家变成一个充满热情活力的飞速发展的现代工业强国，这不仅令西方发达世界惊慕，也值得所有不发达的第三世界学习。

　　中国形象进入西方将近七个世纪，在现代化历程的不同阶段以不同方式参与构筑了西方的现代文明观念。它一方面证明世界现代化是一个多元发展、相互作用的系统进程，不仅西方塑造了中国的现代化运动，中国形象也作为文化“他者”参与塑造西方现代文化。英美知识分子关注红色中国的改革与建设、道德自新的内容，法国激进知识分子则将中国当作“革命的榜样”。西方那些从红色中国归来的政治朝圣者兴奋地说：“中国代表着人类向往乌托邦的最后努力，它的社会主义建设，比历史上任何乌托邦实践都更具有现实的可能性。”11

三

　　中华文化在世界文明史上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公元第一个一千年创立了覆盖整个东亚、远播南洋与塞北的华夏文化圈；二是在第二个一千年启发了西方的现代文明，为现代性的确立、现代主义的超越提供了文化灵感；三是为整个东亚的现代化提供了儒家文化资源，并完成中华文化自身从衰落到复兴的艰难历程。在此我们特别强调的是第三个方面。我们不能将华夏文化圈的创立当作历史的遗迹。的确如此，西方现代扩张冲击了华夏文化圈的整体性并突然窒息了其活力。但是，当东亚国家先后开始其现代化运动时，华夏儒家文化遗产则作为某种深远的文化内核，不仅成为东亚现代化的动力，也成为东亚现代化的个性基础。

　　中华文化即使是在所谓衰落时代，也没有完全丧失贡献世界的文化灵感。满清帝国最后一个世纪痛苦的衰落，是在西方的冲击下发生，在与西方的比较中显现的。东西消长，大国沉浮。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文化国力基本上停止了它两千年持续不断的世界影响。衰落在屈辱与抗争中到来，但是，中华文化的生命力却没有就此完结，中华文化的复兴从华夏文化圈的边缘开始。19世纪中叶西方资本主义扩张达到高峰的时候，世界格局发生了一系列将改变未来的事件。欧洲内部出现了《共产党宣言》，预示着一个世纪以后世界范围内对抗西方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出现；印度爆发了雇佣军起义，印度一个世纪的独立运动从此开始；中国的太平天国起义，是中国现代革命的起点，最终将在帝制废墟上建立一个共和国；日本“明治维新”也在世纪中叶开始，它使日本迅速变成一个现代化的国家。东方现代化运动中最初成功的，不是与西方对抗的东方国家，而是主张“脱亚入欧”的日本。

　　从世界格局内看，华夏文化圈的复兴从日本的现代化开始。传统观点认为，日本的成功完全在于摆脱华夏文化，即“脱亚入欧”。这种观点既有西方中心主义的现代化理论的影响，又有华夏文化普遍失败的背景，在特定历史语境中看上去是合理的。整个华夏文化圈的国家都在衰落，只有日本成功，那样，“脱亚入欧”可能成为成功的经验。但是，如果华夏文化国家在世界现代化运动中的成功者不只日本，还有后继的“四小龙”、中国，西方中心主义的现代化理论与华夏文化普遍失败主义观点就都变得可疑。而真正值得思考的倒是这些东亚国家的现代化运动是否有某种文化潜力的共同点，某种文化经验与文化个性？

　　坦率地说，世界现代化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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