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潮”是那个时代西方人追逐的异国情调的一种表现，没有比中国更遥远的地方，也就没有比中国更神秘更有吸引力的地方，包括他们的思想观念、人与物产、生活方式。“中国潮”的发起人主要是商人与传教士。商人们贩运来的丝绸瓷器、茶叶漆器，在欧洲生活中掀起一股“中国潮”；传教士们贩运回来的孔夫子的哲学与中国的道德神学，在欧洲的思想界掀起了另一种热情，中国思想与制度，成为精英阶层的文化时尚。传教士们从中国回来，便成了社会名流，他们穿着中国长袍，谈论圣明的康熙大帝与玄妙的孔夫子哲学。他们介绍中国的书信在社会上流传，激进主义者感到兴奋，正统主义者感到恐慌。哲学家们不甘寂寞，也参与到中国哲学是否无神论的讨论中来，有些人甚至冒险思考是否可以用中国道德哲学取代基督教神学。莱布尼茨希望在中国与欧洲之间，“建立一种相互交流认识的新型关系”。“鉴于我们道德败坏的现实，我认为，由中国派教士来教我们自然神学的运用与实践，就像我们派教士去教他们启蒙的神学那样……” ④莱布尼茨对中国百科全书式的期望，到启蒙时代百科全书派哲学家那里，明确化为道德哲学。伏尔泰准确地发现中国文明在欧洲的利用价值。“……中国人在道德和政治经济学、农业、生活必须的技艺等等方面已臻完美境地，其余方面的知识，倒是我们应该传授给他们……。”⑤

　　在西方的启蒙文化中，中国形象逐渐变得丰满、逼真、敏感、有力，那是一个尺度、一种视野，不管你在其中看到威胁还是看到希望，感到恐慌还是感到激动。启蒙哲学家们将中国当作欧洲的榜样。在推翻神坛的时候，他们歌颂中国的道德哲学与宗教宽容；在批判欧洲暴政的时候，他们运用传教士们提供的中国道德政治与贤明的康熙皇帝。中国成为开明君主专制的典范。在他们对君主政治感到失望的时候，他们又在经济思想中开发中国形象的利用价值，中国又成为重农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楷模。中国形象不断被启蒙文化利用，从宗教上的自然神论到无神论、宽容主义，从政治上的开明君主专制、哲人治国到平民政治。启蒙哲学家对中国形象的信念，来自于两个基本观念：一是性善论，二是道德理想通过政治权威达成社会公正与幸福。这两个基本观念，恰好又体现在他们构筑的开明的中华帝国形象中。只有哲人政治，才是最完美、最开明的政治。他们在中国发现了哲人王，发现了哲人当政的制度，发现了理想化的伦理政治秩序。这是中国形象的意义，同时也是一些启蒙主义者尊崇的新型的政治伦理社会的理想尺度。启蒙时代西方对中国的开明专制主义的赞扬，更深一层意义是他们发现中国文官制度中隐含的民权、平等观念。在此中国形象的意义不仅是积极的，可能还是革命性的。中国形象昭示一种与贵族法权相对的平民政治，启蒙运动与法国大革命中的一些重要观念，如人民、平等等，都是杜赫德、伏尔泰、魁奈那一代人在共同人性与世界文明视野内从中国形象中植入的。⑥

二

　　中国形象在西方达到高潮，中国的衰落即将开始。1750年前后是世界文明格局中大国势力均衡的转折期，启蒙运动、工业革命、殖民扩张，使西方文明在历史上第一次胜出东方文明。在西方飞速现代化的历史过程中，中国相对而言落后了。中国从发动世界的轴心逐渐变成被西方中心冲击带动的世界边缘，它不仅降低了中国的国力，也一度动摇了华夏文化的价值与世界影响。我们承认中国在近代的落后，但是，既不能将这种落后的时段在历史中加长，也不能将落后作为非历史的所谓文明本质在观念中绝对化。

　　中国在比较文明史视野内的相对落后，并不像流行观点想象得那么久。明清帝国明富清强。明末中国仍是世界上经济技术最发达，生活水平最高的国家。康乾盛世清朝的国力并不亚于汉唐盛世，也不亚于正如日中天的英国。马戛尔尼访华时，中国仍是世界上最大的政治实体，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仍居世界第一，人均收入在平均水平上也不落后于欧洲，即使在启蒙运动的“百科全书”时代，中国出版的书籍总数比整个欧洲还多。康乾盛世之后，中国开始衰落，主要原因除了中国内部的问题，如人口膨胀超出农业经济的限度，帝制周期性的政治腐败，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西方的工业革命打破了世界平衡。落后的原因是封闭。西方中心主义观念总是从自身扩张的角度强调中国的文化自大与封闭。实际上华夏文明不仅不比西方文明更加自我中心、文化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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