倾向。而“儒商”，却恰恰将物利置于重要地位。如果说，原始儒家是以儒术“志于道”，汉儒是“以儒术饰吏事”，那么，“儒商”则是“以儒术饰贾事”（《潭渡黄氏族谱》卷九《望云翁传》）。在儒商眼里是：“贾为厚利，儒为名高。”只是到“身飨其利”之后，才让子孙“驰贾而张儒”（汪道昆《海阳处士金钟翕配戴氏合葬墓志铭》）。雍正二年，山西巡抚刘于义奏折云：“山右积习，重利之念甚于重名。”“重利”恰是“儒商”有别于传统“儒士”的鲜明特色。即此而论，“儒商”的出现，又具有标志思想解放的思想史意义。明清儒商”对“利”的强调，与文艺家对“情”的张扬，同属一个珠联璧合的解放思潮。弃儒从商时风，也折映出士子由经济独立走向人格独立的努力。清初唐甄在《养重》一文中表示：“我之以贾为生者，人以为辱其身，而不知所以不辱其身也。”（《潜书》上篇下）钱大昕也谓：“与其不治生产而乞不义之财，毋宁求田问舍而却非礼之馈。”（《十架斋养心录》卷十八）明正德嘉靖以来，“古风渐渺”（《博平县志》）、“贵贱皆越”（《名山藏·货殖记》）的社会风气，以及李贽一类叛逆倾向，实与这种经济独立意识有着内在联系。由孟子的“何必曰利”，到庆历新政人士李觏的“人非利不生”，再到儒商的“利同则义洽”（张德桂《创仙城会馆碑记》），显示了中国古代士大夫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演变的艰难历程。
二、关于“儒商”诞生的社会条件
“儒商”产生的直接条件，自然是大量儒士弃儒从商。自明代中期以后，士大夫一扫往日的清高，纷纷界入商贸，出现了“士而商”、“商而士”的全新社会现象。所谓“虽士大夫之家，皆以商贾游于四方”（《震川先生文集》卷十三），士子“以商贾为第一等生业，科第反在次着”（《二刻拍案惊奇》卷37），“满路尊商贾，穷愁独缙绅”（《溉堂后集》卷四），就均反映了这一骤变之风。雍正二年，山西巡抚刘于义奏折，惊叹“山右积习，重利之念甚于重名”、“士风卑靡”；雍正硃批，也称“山右大约以商贾居首”、“最下者方令读书”为“殊可笑”（《雍正硃批谕旨》第四七册）。晋人刘大魁云“近来吾乡风气大坏，视读书甚轻，视为商甚重” （《退想斋日记》），也为此提供了佐证。
然而，这一变化，却决非儒士一时心血来潮，而是有其多样复杂的社会原因。这里兹简略提示如下：
明清农业、手工业商品化程度的提高，市镇经济的繁荣，为士人从商提供了社会平台。尽管如人们所反复提示，专制皇权压抑了商品经济发展，商业资本往往与地产结合；但生产力毕竟是最活跃的因素，经济发展自有其本身规律。自明代中期以来，随着农业、手工业技术的发展，佃农、工匠人身自由度的相对增强，这两大生产的商品化程度有了较大提高。如童书业先生就指出，明代“手工业的工资劳动，确实比宋代发展了一步”，“乡间家庭手工业作坊的兴起，最足以说明生产力进步后商品经济的抬头”⑸。陈学文则认为，以万历、乾隆朝为两个高峰，封建社会后期，“粮食的商品化”，手工业生产和“社会商品流通量”都在增强；“商业资本与产业资本的结合”成为“新趋势”；随着市镇经济的发展，“全国形成了多层次的大小市场网络”⑹。这都为士人从商提供了广阔舞台。
“罕言利”、“安贫乐道”的儒学传统，长期束缚着士子的经贸经济行为。而日益增强的市民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思潮，和左派王学、儒学异端的自然主义倾向，却为士人挣脱束缚、弃儒从商提供了道义支撑。它们“都以对当时尊奉的历史传统与社会秩序的抨击和瓦解为目标”，“把俗人与圣人、日常生活与理想境界、世俗情欲与心灵本体彼此打通”，“肯定人的存在价值和生活意义”⑺。针对传统儒道的过于抽象化，泰州学派王艮提出“百姓日用是道”（《王心斋先生遗集》卷三《年谱》）；孔学异端李贽声言“穿衣吃饭即人伦物理”（《焚书》卷一《答邓石阳书》）。当时人们已认识到消费与生产的密切关系
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