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类事件在春秋时期也时有发生。如《左传·文公十六年》载：宋“昭公无道，国人奉公子鲍以因夫人。……宋昭公将田孟诸，未至，夫人王姬使帅甸攻而杀之。……书曰‘宋人弑其君杵臼’，君无道也。”此次政治斗争虽曰“宋人弑其君”，实为“夫人王 姬使帅甸攻而杀之”。《左传·襄公三十一年》载：莒“犁比公虐，国人患之。十一月 ，展舆因国人以攻莒子，弑之，乃立。……书曰‘莒人弑其君买朱@①’，言罪之在也 。”同样书曰“莒人弑其君”，实由太子展舆率领。再如《左传·文公十八年》载：“ 莒纪公……多行无礼于国，(大子)仆因国人以弑纪公”……综观这几次政治斗争，它有国人反对无道君主统治的积极意义，但仅此而已。由于国人并非是一个有着共同利害关 系而目标一致的平民团体，不存在古典古代平民阶级为争取平等权利而进行的有关斗争 内容，尤其是在宗法统治的制度框架之中，在贵族官员的率领之下，此类政治斗争的思 路只能以换君主(家长)的方式予以解决。前例西周国人暴动的结果是由诸侯(共伯和)代 理国政作为一种暂时的过渡统治方式，14年后厉王死，仍以其子宣王世袭王位，最后换一个君主而已。后面几例也只是用暴力换一个君主。

　　《左传》中大量史料记载都表明，国人往往为贵族间的权力斗争所利用，在一些贵族 官员的率领下，对另一批贵族官员进行屠戮。如《左传·文公七年》载：宋“穆、襄之族率国人以攻公，杀公孙固、公孙郑于公宫。”《左传·成公十三年》载：郑“子驷帅 国人盟于大宫，……杀子如、子@②、孙叔、孙知。”《左传·襄公十九年》载：“郑 子孔为政也专，国人患之，……子展、子西率国人伐之，杀子孔而分其室。”此类事例 不胜枚举。其中反映出国人已基本融入到贵族间的权力斗争中，成为其依靠的主要力量 。童书业精辟指出：“春秋时‘国人’起义频繁，多与大贵族作乱相结合，此其局限性 。亦有‘国人’单独起义者，唯多非正式起义，且规模较小。”(注：童书业：《春秋 左传研究》，第346页。)春秋后期，发生过几起工匠暴动。如《左传·哀公十七年》卫 国“公使匠久”，工匠因劳动时间过长，又不得温饱，便激起暴动。却仍被贵族内部斗 争所利用，卫卿“石圃因匠氏攻公”，卫庄公出逃被杀，卫人另立其他宗室。此类暴动 的作用最多是使一些工匠摆脱官府的枷锁，或成为独立的小手工业者。而所谓工商业者 要求平等权利之类的斗争，在中国上古社会是找不到的。这样，“国人”虽有相当大的 能量，我们却找不到一件“国人”是为了平民阶级的集团利益而与贵族阶级进行政治斗争的事例，而主要只能在贵族间的权力争斗中去充当被利用的角色。就如《史记·刺客 列传》中所描述的平民刺客，基本都是王室或贵族间权力斗争的利用工具和牺牲品。

　　可见，古希腊罗马平民政治斗争中所表现出的种种特点，在中国上古社会平民所参与 的政治斗争中我们完全看不到它们的踪影。为什么古希腊罗马社会的平民已经能够意识到平等权利诸问题，并能为明确的目标而进行长期斗争，而它在中国上古社会的平民中 却根本不可能发生?这问题需要从两者社会的经济基础及其相关的制度文化中去探寻原因。

   二、经济生活与法律地位

　　在古典古代早期社会的发展进程中，随着农业与工商业经济的发展，海外移民运动及 杂居的普遍，原始血缘共同体的解体，社会在互相制约的多权制政治体制控制之下，很快完成了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较为自由的财产形态。其大多数城邦国家，一开始就是以私有制作为其社会制度的基石，由此社会基层的平民家庭在各个行业中都为独立的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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