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私有制经济的运作，贫富分化进一步激烈展开。当时贵族已拥有大量的土地和财 富，并享有政治、宗教诸方面特权；而下层民众大多由于其移民身份，而处于不平等的 社会地位，常受到歧视和奴役。如富贵者常利用高利贷、债权，采取土地抵押等手段夺 取小农的土地财产，甚至使其沦为奴隶。社会在激烈的分化中，开始根据职业分工、经 济集团、贫富等级诸方面因素而进行着重新的组合。为反抗贵族在政治上的压迫和经济 上的剥削，主要在平等权利之意识和契约性传统文化的趋使下，下层平民开始联合起来 ，以便展开与贵族的斗争，其中工商业中的富裕阶层，更有着政治权力再分配的强烈要 求。这样，一个联合着各个行业、各个地区的平民，并有着共同的利害关系的独立的阶 级集团便逐渐在古典古代的社会中产生，随着斗争的深入开展而不断壮大，开始扮演起 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角色。

　　中国上古社会的面貌则完全不同，以农业自然经济为主的生活方式，并没有产生多少 移民杂居的社会运作，同时在氏族社会酋长一权制控制之中，也没有进入到私有制经济 的财产形态阶段，而氏族血缘组织更以宗法等级的形式加以巩固，其国家政权统治主要 依据宗族组织与统治者的亲疏关系而展开社会纵向等级分化，其基层平民基本生活在以 血缘交织起的宗法分层等级的社会结构之中，很难展开横向性的相关共同利益方面的联系。

　　宋镇豪指出：“商代邑中居民，甲骨文称为‘邑人’，通常以族氏组织相集约。”如 偃师商城，“邑中居民各成体系，保持着以族为纽带的较严密分片分等级的居住形式。 ”各处商代墓地，“大小墓葬的序次，是现实社会组织结构的再现，表明了即使在上层 统治集团的宗族或家族内部，也是有其严格的尊卑等级之分和不同的阶级或阶层分化， 但在群系组合上血缘关系的内聚仍相应发挥作用。”(注：宋镇豪：《商代邑制所反映 的社会性质》，《中国史研究》1994年第4期。)《左传·定公四年》载周灭商后以“殷 民六族”分鲁，使殷之各族“帅其宗氏，辑其分族”，这“宗氏”、“分族”即商存在 大、小宗族之宗法制度之明证。甲骨文中“王大令众人曰协田”等的有关记载，其“众 人”应为基层平民，“协田”便是集体耕作，有关卜辞表明，商代农业生产采取的是集 体劳动的方式。

　　西周时期，平民主要为家族村社成员。“当时普遍存在的农村小邑大多是包含了一二 十个小家庭的农村家族，一些大村邑可能包含有几个家族。”大部分家族村社属于贵族 宗族的基层组织，另一部分平民家族可能也有自己的宗族组织。少部分工商业者也同样 族居世业，存在一定的宗法血族组织，并在官府的控制下劳作，所谓“工商食官”，是 指其属于官府的附庸劳动者。总之，平民生活在等级森严的宗法制度中，个体家庭还不 是社会基本单位，个人更不是私有经济的经营者。“西周前期家族村社中是共同生产， 分配产品。”西周后期“家族村社中逐步过渡到把土地分配给各小家庭分散经营，只在 公田上依然是集体劳动的生产关系。”(注：参见拙著：《东周秦汉社会转型研究》，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16—22页。)从总体上说，他们基本不是独立的小私有制 生产者，或者说其个体家庭不是独立的私有制经济单位，个人更没有独立的经济方面相 对自由的操作权。

　　在王有制经济形态之下，贵族等级领有土地与村社，对平民进行剥削与搜括，贫富分 化也在日益加剧，但由于社会仍以血族共同体为脉络而分层组合，而使阶级与血族完全 纠缠在一起而界线不清。“宗族的成员彼此都有从系谱上可以追索下来的血亲关系，而 在同一个宗族之内其成员根据他们与主枝(由每一代嫡长子组成)在系谱上的距离而又分 成若干宗支。一个宗族成员在政治权力上和在仪式上的地位，是由他在大小宗支的成员 所属身份而决定的。因此，大的宗族本身便是一个分为许多阶层的社会。”(注：张光 直：《中国青铜时代》，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19—20页。)平民家族常常属于贵族宗 族的低层宗支，两者的接近层次之间其实是很难分清楚的。史学界对周代的“士”和“ 国人”究竟属于贵族还是平民，长期以来争论不休，也肯定不会有圆满结果，便是极好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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