泛民主化带来的暴民政治，罗马比雅典更甚。共和末期，罗马寄生着为数众多的流氓 无产者，他们一无产业，二无劳动能力，完全靠国家养活，但同时他们又是罗马公民，可以直接参与政治活动，其人数之多也使其政治倾向直接决定着政治家的沉浮和荣辱，而其头脑之简单又趋于蝇头小利就极容易被政治野心家所收卖。“非但平民是这样，就是元老和骑士们也成为暴民政治的代言人，同样被人贿赂而失去政治道德。整个罗马政 治完全控制于所谓的‘民心’。谁能收买民心，谁就能主宰罗马。而收买的办法，无非是些直接的经济行为，如发放各种补贴，减轻或减免人民的负担，或举办各种表演，或兴办公共建筑。苏拉、恺撒、庞培、安东尼、奥古斯都等人无不是靠这样的一些手段而 登上政治舞台的。特别是恺撒，为了讨好民众，不惜债台高筑而兴办各种公益事业。因 为在他看来，一旦他的政治目的达到，便可成倍地得到回收。在这样的政治环境里，没有政治原则，一切以民众的是否高兴为转移，其结果也就不免断送了民主政治”(注：启良：《西方自由主义传统》，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99页。)。

　　由于缺乏较为成熟的有关权力制衡理论的铺垫，主要由平民在斗争中所完成的民主运 作机制是相当粗糙的，没有科学的稳定性而存在种种缺陷。再比如保民官，它虽然限制了执政官、元老院等贵族权力的滥用，但对其自身却缺少一种制度性控制，在共和末期 ，它往往成为暴民政治的保护伞，或常常变成党争的牺牲品。这制度最终走向了自己的反面，由共和转向帝制。这也是历史选择的结果，或者说西方古典的民主政治还只是一种不成熟的尝试，需要中世纪封建社会的一些要素(比如议会政治)对其民主制进行完善型改造。

　　尽管古典古代的政治斗争及其民主共和政体存在一些缺陷，需要进行批评和反省，但 毕竟体现了当时人们对民主自由的向往，出现了优于专制的民主政体设计，其追求的大 方向没有错。其有关传统还一直有所延续，使西方古代社会或多或少存在一定的权力制 衡因素。如在中世纪城市中，市民阶级对国王、贵族的争取城市独立权的斗争，一般市 民与城市贵族争取平等政治权利的斗争，学徒帮工与业主争取经济利益的斗争，发展到 第三等级资产阶级与封建贵族间波澜壮阔的政治斗争，最终导致资产阶级革命。而革命 的过程就是建立一个更高层次的各阶级力量与权力相互制衡的社会。近代，洛克开始以 科学的态度来研究权力制衡问题，孟德斯鸠再将其进一步完善，这些都可以说是一种历 史传统的体现。

　　中国上古时代在政治权力制衡历史传统阙如的前提下，又过早地出现了中央集权君主专制体制，一个极其强大的大一统王权的形成，其专用刑法、酷吏对人民进行恐怖统治 ，进一步压抑了市民社会这方面权能的觉醒，从而使中国古代社会一直处于一种权力失衡的状态之中，基层民众没有基本的人权意识，更无这方面政治智慧的任何训练和积累 ，从而无法培养出一种政治权力互相制衡的文化能力与历史传统。这样，一个权力过分集中和强大的专制政府，始终对民众的基本权利构成了致命的威胁，在千年历史的制度 文化演进中，实际上直接剥夺着民众的各种权利，民众始终不懂“自由”、“权利”乃 至“权力制衡”为何物，法律制度中也不可能产生相应的概念与机制，所以中国古代绝 无“自由民”、“国家公民”之法权概念与制度事实。亨廷顿指出：“儒家社会缺少抗 衡国家之权利的传统，而且就个人的权利存在的程度而言，个人的权利是由国家创造的 。对和谐与协作的强调胜过对分歧与竞争的强调。对秩序的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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