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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初年俄商偷运砖茶倾销蒙古地区问题考述

时间:2009-7-24 13:58:26  来源:不详
克图纳税领照等情,统行展缓二年,于限内会同详细妥商,庶时日从容,章程可期妥善。”[1](《总署为俄使议改张家口销售及删去小本营生事致俄使照会》,同治五年正月十一日)同治五年(1866)三月初一日,清政府单方面实行免征俄商天津复进口税,拒绝了俄使的其他要求。清政府的意图很明显,即尽量缩小俄国在蒙古经贸活动的范围,限制其在蒙古地区的影响力。其实,复进口税的减免,反而增强了俄商对蒙古地区的渗透力。


  中国单方面免征俄商天津复进口税后,三口通商大臣崇厚相当不满,称之为“实属无厌之请,各国必一律援照,则天下各口复进口半税化为乌有,关系非轻”[1](《三口通商大臣崇厚为请坚持俄商回国者免征复进口税商不回国者照征事致总署函》,同治五年三月初五日)。在与总理衙门函商后,崇厚随即照会俄驻津领事重申:“查总理衙门与贵国钦差所议免缴之半税,系专指由他口运津、由津回国之货而言。若非回国之货,或在津售卖,或在别口售卖,均应照旧例办理,不能免税。”[1](《三口通商大臣给俄国玛领事照会、给天津贝税司札文》,同治五年三月初五日)不难发现,崇厚的表述使中国方面的立场有了微妙的变化,即俄商从中国境内贩土货至津,由津启运经恰克图回俄国,免缴天津复进口税,条件是不准沿途销售。若在沿途销售,则照征天津复进口税。以崇厚为代表的天津海关官员的立场是俄商到蒙古地区销售中国土货,销售即征税。崇厚的主张在津海关一直有重要影响。他的主张表面上是针对纳税问题的,实际上涉及到开放蒙古市场和恢复华商活力的问题,但总理衙门并没有对这个敏感的问题正式表态。同治八年(1869)三月,中俄双方又议改陆路通商章程,章程满足了俄方所有的要求。其中包括,删去了“小本营生”四字,将第二款改为:“俄商准许前往中国所属设官之蒙古各处及该官所属之各盟贸易亦不纳税。”第四款改为,允许俄商由恰克图运俄国货物路经张家口时,听任酌留若干在张家口销售。第十款删去了原款内所有“其赴天津应纳一复进口税即正税之半”之字样,但重申:“该领事官发给(俄商)两国文字执照。天津关盖印,注明商人姓名、货色、包件若干,方准启运赴恰克图不再重征,并饬令遵照第三款之路而行,沿途不得销卖。如违即按第七款办理。所有经过通州、东坝、张家口查验之例,按照第三款章程办理。其照自起程日为始,限六个月到恰克图缴销,如遇耽延应于限期前报明领事及地方官等……”此时,清政府再次强调,坚持俄商运中国土货离津,决不允许沿途销售,也不存在沿途销售加征税款的问题。天津地方官员的灵活主张已经被否定。事实上,没过多久俄商便违背了双方政府间的正式协定,非法向蒙古地区偷贩砖茶。
    二、总理衙门对俄商违法行为的核查
  同光嬗递之际,俄商大规模向蒙古偷运砖茶,以扩大在蒙古地区的贸易规模,从而引起英国的强烈不满。光绪初年,津海关税务司德璀琳“先于各关新闻纸内痛诋俄商近年藉运茶赴恰为名,多在蒙古私售渔利。于是,各国洋商啧有烦言。遂传播于俄使凯阳德之耳。凯使面斥赫德不应准德璀琳造言诋诬。德税司确知此弊非同影响,力请赫德赴钧署清查历年未销执照”[1](《总署收北洋大臣李鸿章文一件》,光绪七年六月十四日)。这样,俄商偷运的事实开始败露。在俄使凯阳德的授意下,某俄商在报纸上撰文对德璀琳进行批驳,试图掩盖。光绪六年十一月初五日,总税务司赫德函禀总理衙门称:“现在俄国商人由汉口、福州两处运砖茶至天津,按陆路章程由天津运赴恰克图应于启程时,由天津立保单前往。而其砖茶是否按单全数到彼之处,总税务司则无由核对察知。”[1](《总署收总税务司赫德信一封》,光绪六年十一月初五日)因此,赫德请求总理衙门:“查此项保单向系恰克图之买卖城中国官员缴呈于贵衙门存核。兹特祈贵衙门将此项保单内,自光绪元年起并二年、三年、四年、五年所存缴回之保单,按年逐为察明示悉以便查照一切。”[1](《总署收总税务司赫德信一封》,光绪六年十一月初五日)这封信说明,总税务司已认定俄商有违反陆路通商章程的行为。随后,总理衙门便将有关档案调送总税务司。光绪七年三月初九日,总税务司赫德将查核结果报告了总理衙门:“查光绪元、二、三年津海关所发之三联执照自津字九千二百一号起至津字一万二千八百三十八号止,除照章缴销外,尚有二百五十余件犹未缴销;其光绪四、五两年自津字一万二千八百三十九号起至津字一万六千九百十一号止,除照章缴销外,尚有一千一百余件之多犹未缴销。”“应请贵衙门咨北洋大臣转饬详核设法批复一切。”[1](《总署收总税务司赫德信一件》,光绪七年三月初九日)根据赫德的以上统计,在光绪朝初期五年内,俄商违章未缴销的执照计有一千三百五十余件之多。平均每年有二、三百份执照不缴。这是一个不小的数字,因为“每张(执照)所运茶箱自数十箱至数百箱不等,是其茶之销售蒙古者为数甚钜”[1](《总署收津关道周馥抄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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