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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初年俄商偷运砖茶倾销蒙古地区问题考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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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8:2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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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之所以用这种方法去写，是早就知道总理衙门的立场。总理衙门并不同意制定一个俄商赴蒙古贸易的税章，也不想重开谈判。想把与俄方的交涉也尽量限制在地方问题的范围内。总理衙门不想将事情扩大。按照李鸿章的指示，津海关道郑藻如和俄国驻津领事展开了交涉，但俄方只是一味地推诿，借口“或验货而未收照尾、或已收而漏未登记，事过多日无从考察”[1]（《总署收北洋大臣李鸿章文一件》，光绪七年六月十四日）。采取了一种敷衍了事的态度，意在保护俄商的既得利益。津海关官员视此为俄领事的托词，认为：“该俄商果将照尾缴呈，断无不收之理，即该商有意匿照不缴，货既验明亦难容其隐匿。至谓漏未登记则更不然。驻恰部员收得照尾若干张，自必一一按号登记决不至有遗漏。”[1]（《总署收北洋大臣李鸿章文一件》，光绪六年四月二十二日）双方的交涉算是进入了一种胶着状态。以中国官场的风气历来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郑藻如、德璀琳等如此穷追不舍实属难得。德璀琳代表英美利益，与俄罗斯抗衡自不待说，又自恃为洋人，不怕清朝官员，所以敢说；那么，德璀琳有没有为中国办事的另外一面呢？李鸿章、郑藻如等是借德璀琳之口说出自己不好说的话，从而代表英美利益吗？李鸿章等是不是也有收回利权的动机、厚恤华商的初衷？这些问题不得不认真思考。
不久，总理衙门将郑藻如、德璀琳提出、李鸿章批准的建议制定《蒙古税则》的呈文驳回，斥为“俄商准运茶赴蒙古与成案不符，流弊滋多”[1]（《总署收北洋大臣李鸿章文一件》，光绪七年六月十四日）。总理衙门的批驳，令天津海关道十分惊慌，连忙把责任推到天津税务司德璀琳身上，这样总理衙门便无话可说，也就不再深究。这足可以看出，在李鸿章管辖下的天津海关官员们与总理衙门在处理俄商运砖茶赴蒙古问题上的分歧之深。后来，在李鸿章的复议中，再次强调了俄商偷运砖茶蒙古地区问题的严重及中国利权的丧失和对华商的冲击。文中强调：“乃俄商唯利是视，不但照尾不缴，可在蒙古地界私销，而迟延逾限，茶箱一经报明便可免罚，于是其茶已售蒙古者，即将照尾收存，捏报耽延事故。俟有实在运恰茶箱再以新到之茶缴旧存之照，移前挪后痕迹全无。往往领事官来函非言雨雪载途即云骆驼难雇，以为不能依限到恰。其实皆为商人缴照推展地步耳。”[1]（《总署收北洋大臣李鸿章文一件》，光绪七年六月十四日）实际上俄使也在或明或暗地支持俄商的非法偷运行为。李鸿章认为，《中俄陆路通商章程》存在着漏洞：“自天津至恰克图两月可到，中有三、四个月空间，尽可前后腾挪，以新易旧，关吏欲加稽核而运茶无了结之期，执照无截清之日。”[1]（《总署收北洋大臣李鸿章文一件》，光绪七年六月十四日）因为《中俄陆路通商章程》相关条款规定从天津运茶至恰克图在六个月内运抵即可。天津海关官员认为这个时间太长，给俄商以偷运的时间，故需要修改。由于一出张家口俄商便可随意将茶运往蒙古各部落，这样“蒙古茶利已为俄商网尽。”[1]（《总署收北洋大臣李鸿章文一件》，光绪七年六月十四日）实际上，李鸿章还是主张另立一个《蒙古税则》，以期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只不过没有明说而已。
三、《圣•彼得堡条约》使中国蒙古利权全部丧失
正在中国官员们就此问题争论时，曾纪泽为崇厚所签条约善后事而出使俄国。曾纪泽赴俄前，光绪帝在通过总理衙门发给曾纪泽的训令中强调：“令该衙门（总署）将条约章程等件详细酌覆，分别可行及必不可行之款奏准后知照该少卿，以便与俄人另行商办。纵或一时未能就绪，不妨从容时日，妥慎筹商，总期不激不随，以全大局。”光绪帝告诫曾纪泽：“此次前往另议，必须力持定见，慎重办理。”[3]（卷一○九）曾纪泽抵达俄京之后，俄方已料定：由崇厚签定的《利发第亚(Liradia)条约》是非改订不可了。于是，俄政府在其外交要达到的目的方面，确定了两项内容：
A.俄军方已确认，将归还已与中国的帖克斯盆地对俄国并无重大价值，但为顾及俄人之威望及国内舆论起见，此项归还最好勿以单纯之方式行之，应必须议定若干至少令人注目之补偿。决不能给国际社会造成一印象，即俄罗斯要求过度之土地扩张之后，而由于中国人之威胁旋又予以放弃。
B.向中国政府要求之补偿应于下列各项中求之：
在商业上利益之补充与发展中求之；
在松花江航行权利之让与中求之；
在乌苏里方面所提边界之改正中求之。[4](pp.39～40)
曾纪泽自始认定，中俄间的争执就是分界、通商和赔款三端。曾纪泽的谈判方针和要达到的外交目标是，以百折不回之力，争取重新划界，特别要争回自伊犁通往南疆之要道。但是，谈判的过程并不轻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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