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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初年俄商偷运砖茶倾销蒙古地区问题考述

时间:2009-7-24 13:58:26  来源:不详
郑星使信一件》,光绪七年七月初十日)。如果我们把每张执照所运茶箱的数字取其中,以这个平均字数来推算,那么每年都有约数万箱砖茶偷运进蒙古市场,而且愈来愈多。称之为数甚钜,似不为过。这种现象是对《中俄陆路通商章程》的严重违反,证明德璀琳所讲全是事实。俄商正在偷运砖茶非法占领蒙古市场。


  总理衙门将赫德的报告批转给北洋大臣李鸿章,要求转饬津海关道设法防范。事情从一开始,总理衙门便把它看作是地方性问题。李鸿章接到批文后,也认为“近年未销执照为数过多,其中显有情弊。”[1](《总署收北洋大臣李鸿章文一件》,光绪七年四月二十六日)指示津海关道郑藻如,协同津海关税务司德璀琳认真核查。核查后,确认偷运事实成立,该二人提出防弊之法。大要有二:其一曰示以限制俾免任意宕延。“拟请订明中途遇故耽延只准展限三个月,再迟议罚。庶执照不至等于具文,并请酌派津关洋人二员专驻恰克图严查过恰砖茶与执照、件数、斤重相符即予放行。将执照收回交恰克图部员汇缴总理衙门比对核销。倘货照不符及有拆动形迹抽换情弊,立行指出照章办理。每月发过照根由津海关道抄录执照号暨茶叶箱数、斤重送交驻恰洋员备查。有逾限者即由该洋员开单知照津海关道以便会同领事议罚。”[1](《总署收北洋大臣李鸿章文一件》,光绪七年四月二十六日)其二曰补订税章。“查俄商运货赴恰沿途不得销卖不独砖茶为然,而砖茶为大宗弊窦亦最甚,缘砖茶之销行于蒙古较别货尤旺也。兹拟明定税章除砖茶经津回国迳运恰克图者仍照向章办理外,如欲运赴蒙古发售,准该商先在津关报明,每砖茶一百斤除汉口完过正税六钱、另在津关交子税银三钱、运蒙税银七钱,于执照内注明运蒙字样及收税实数,沿途厘税概不重征。其照根亦按月呈送总理衙门收存,并请酌派津关洋人一员专驻张家口,严查运蒙砖茶与执照,件数、斤重相符即予放行。”[1](《总署收北洋大臣李鸿章文一件》,光绪七年四月二十六日)天津海关道与津关税务司所提建议就是要开放蒙古市场,不仅对砖茶,也对所有商品。这与同治五年崇厚的主张实质是完全一致的。为此,他们还有更细致的、更周密的建议:“将执照收回交张家口监督汇缴总理衙门比对核销,仍一面由关道照抄执照号数、茶叶箱数、斤重知照驻口洋员办理。如茶照填明运恰私赴蒙古销售,无论在张、在恰查出,立将全货入官。庶私贩之弊清,而年中运蒙茶税可冀多收数万金,于饷需不无少裨。其缴照定限及路上耽延展限,亦照运恰一律办理俾示限制。”无论赴恰、赴蒙者有执照逾期不交的,则将其续请货照扣留不发[10]。津海关道与津海关税务司想用定税章以杜砖茶私售蒙古,同时又增加了财政收入。解决蒙古市场问题,连带涉及厚恤华商的问题。由于清政府允准俄商到天津,以至于到福州、汉口等地直接采办茶叶;也由于在税则方面,俄使一争而再争,致使俄商在市场上的优势大增,华商的经营市场不断缩小。“中国茶叶向系华商运赴口外销售。自俄商运茶沿途厘税免征而华商税厘如故,于是,俄商日盛,华商日穷,歇业之家十居六、七。其实沿途税厘收发有限,而内地生计几为外人全夺矣!”[1](《总署收北洋大臣李鸿章文一件》,光绪七年四月二十六日)天津海关道的报告,反映了中国茶叶商人及相关阶层民众生活陷入困难的真实境况。中国政府的一部分官员想借助于税收,来剥夺俄商优势,以解华商之困。当时有些官员已经就这样做了。如左宗棠,正在陕甘总督任上,曾与湖南省议妥:凡领甘肃省茶票的华商,运茶过境,只征厘金二成,其余八成由甘肃抚衙设法补贴,他的办法是厚恤华商。经费在湖南应解甘肃协饷内划抵[2](p.483)。津海关道进而提出,将华商运茶的税收与俄商运茶的税收拉平:“拟请明定章程,嗣后华商贩运砖茶由津赴恰售与俄人者,除在汉口完纳正税之外,到津后所有内地子税及沿途关税、厘金概不重征;若运蒙古发售,于到津后再交子税三钱、运蒙税银七钱,沿途厘税概不重征。如遇关卡查验不许留难,如雇定船只、驼只,地方官亦勿再行封贴,务使事事与相待俄商无异。”[1](《总署收北洋大臣李鸿章文一件》,光绪七年四月二十六日)关于厚恤华商的建议,李鸿章是完全同意的:“本大臣与南洋大臣复奏、王祭酒条陈内亦同此意,经总理衙门复准有案。此为收回中国利权、渐复华民生计之一端,一应照办。”[1](《总署收北洋大臣李鸿章就茶照未缴事与俄韦领事往来函稿》,光绪七年四月二十六日)至于郑藻如所提堵塞俄商砖茶回撒蒙古地区的两条办法,即察验货照和补定赴蒙古税章两项,李鸿章也认为是“切属切要可行。”[1](《总署收北洋大臣李鸿章文一件》,光绪七年四月二十六日)不难看出,郑藻如等是按照李鸿章的意思写的,而后,李鸿章再来个顺水推舟,便把这层意思表达给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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