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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愈日常生活研究－唐贞元长庆间文人型官员日常生活研究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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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8:42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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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聚在一起，边饮酒边作诗。诗借酒力，酒助诗成，何等畅快！韩愈接着嘲笑了那些不懂诗文的富贵子弟们的宴会，说："长安众富儿，盘馔罗膻荤。不解文字饮，惟能醉红裙"[72]。这种"罗膻荤"的宴饮这种"醉红裙"的生活方式一向为韩愈所不屑。这是韩愈文人性格的典型反映。第三种类型的宴会是官府组织的宴会，包括赐宴、会食等。贞元年间，猜疑心甚重的唐德宗一方面不许臣下私自交往，另方面又三番五次地下诏赐宴，企图以恩从己出的形式笼络和控制群臣[73]，从而造成了贞元年间官员宴会最盛的局面。贞元四年（７８８年）九月，德宗下诏说?quot;今方隅无事，烝庶小康，其正月晦日（"正月晦日"到贞元五年（７８９年）改为"二月一日"，名"中和节"－－笔者注）、三月三日、九月九日三节日，宜任文武百僚选胜地追赏为乐"[74]，并赐钱１００至５００贯。这种宴会一开始是百僚集中在一处，到贞元九年（７９３年）"宰相以三节赐宴，府县有供帐之弊，请以宴钱分给，各令诸司选胜宴会，从之"。於是中和节那天"宰相宴於曲江亭，诸司随便。自是分宴焉"[75]。"分宴"就是各部门自己组织宴会。贞元十八年（８０２年）韩愈为四门博士，三月三日那天，国子司业武少仪就"总太学儒官三十有六人，列燕於祭酒之堂。撙俎既陈，肴羞惟时。盏斝序行，献酬有容。歌风雅之古辞，斥夷狄之新声"[76]，组织了一次本部门的"三节日"宴。这种宴会的社会性比较强，其目的是密切上下级关系，"所以同其休、宣其和、感其心、成其文者也"[77]。另一种在官府日常进行的宴会是"会食"，实即工作餐。当时的会食，宰相在政事堂，诸司、州府在公堂或食堂，也有许多应该遵循的礼仪[78]。李翱作《韩公行状》，讲了韩愈会食时的这样一段逸事："（韩愈）入迁国子祭酒，有直讲能说礼而陋於容。学官多豪族子，摈之不得共食。公（指韩愈）命吏曰：召直讲来，与祭酒共食。 学官由此不敢贱直讲"[79]。这里我们看到韩愈对"豪家子"的鄙视，由此也可知，一个部门的长官可能平时不与众下属一起会食，而是单独吃小灶。宴会的第四种类型是节日宴会。前述"三节日"的宴会其实也属节日宴会，但那是由官府出钱属公事范畴，这里所说的节日宴会则主要指亲朋好友在节日的聚宴。比如"人日"饮宴，"盘蔬冬春杂，樽酒清浊共"[80]，主要吃蔬菜和饮酒。同时还要行令，饮完酒还要登高，可谓其乐融融。最後一种类型的宴会是家庭宴会。这主要指除节日外，家庭成员或亲戚因某种事情而欢聚的一种宴会。比如韩愈的侄子要回宣城，"念汝欲别我，解装具盘筵。日昏不能散，起坐相引牵。冬夜岂不长，达旦灯烛然。座中悉亲故，谁肯舍汝?quot;[81]。连宴饮带闲聊，通宵达旦，诗句中洋溢着长辈对晚辈的关怀与牵挂。总之，从以上种种类型的宴会可知，宴会在当时人的食生活进而在全部生活中都占有着很重要的地位，所以韩愈甚至在诗中把"燕席谢不诣"[82]即不能去参加宴会当做人老了的一个标志。由此也可见宴会在韩愈心目中是相当重要的。
住生活方面的资料最少。我们只知道韩愈在京师求官和作国子博士的十余年间，以及在东都做官的几年间，基本上都是租房子住的。他在二十六岁考博学宏词时写有《上考功崔虞部书》，书中提到自?quot;今所病者，在於穷约。无僦屋赁仆之资"[83]；三十九岁为国子博士分司东都时，与伊阳县尉崔某"赁屋得连墙"[84]，住邻居。在大城市里租房子住，到贞元长庆年间已成为社会的普遍现象。这一则是由於举子、选人、官员、客商等，流动频繁，再则是由於租房便宜而买房贵。当时不仅一般低级官吏买不起房，甚至像水部员外郎[85]、工部尚书[86]那样的官员也买不起，都是租房住。据《太平广记》卷二四三，贞元长庆间的窦买了一个小宅，且是凶宅，还花了２１０贯钱。唐德宗贞元四年（７８８年）制度，"太学、广文、四门博士"的俸钱是"各二十五贯文"[87]。作为国子博士的韩愈，以２５贯俸钱的收入水平又要养活一大家人口，无法买房就是可以理解的了。除在京、都二处外，韩愈在汴州、徐州做从事，以及在阳山为县令、在江陵为参军，大约都住在当地提供的公馆或官舍中。对此我们还拿不出直接的证据，但从唐後期的墓志中，可以看到许多在外地做官的人就死在"公馆"或"官舍"里。比如宣州司功参军魏邈元和四年（８０９年）"终於宣州宣城县之公馆"[88]，道州长史尚弘简咸通三年（８６２年）"终於道州官舍"[89]。也许韩愈在外地做官，也都是住在当地官府提供的公馆或官舍中。
前面说过，韩愈在四十六岁迁为比部郎中後，生活有了明显改观。大约又过了几年，到四十九岁左右，他终於买了房，并为这套房子自豪。他在《示儿》一诗中写道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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