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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太武朝政治史二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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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8:43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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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与浩诤“，在其创新的道教神祇中，还为佛保留了相当重要的位置[30]。这也反映出太武废佛的主因并非佛道之争，而是因为佛教义理与崔浩心目中的政治文化理念相悖。
废佛诏书中所提出的罢废佛教的理由亦可证明上述意见。诏书中说：“昔后汉荒君，信惑邪伪，妄假睡梦，事胡妖鬼，以乱天常，自古九州之中无此也。夸诞大言，不本人情。叔季之世，暗君乱主，莫不眩焉。由是政教不行，礼义大坏，鬼道盛炽，视王者之法，蔑如也。自此以来，代经祸乱，天罚亟行，生民死尽，五服之内，鞠为丘墟，千里萧条，不见人际，皆由于此。朕……欲除伪定真，复羲农之治。其一切荡除胡神，灭其踪迹，庶无谢于风氏矣。……虽言胡神，……皆非真实。至使王法废而不行，盖大奸之魁也。有非常之人，然后能行非常之事，非朕孰能去此历代之伪物！”诏书称佛为“胡妖鬼”、“胡神”、“伪物”，原因是“自古九州之中无此也”；诏书将东汉以后的社会动乱归咎于佛教，指出只有“太平真君”拓跋焘才能完成“荡除胡神”的“非常之事”，目的在于行政教，兴礼仪，“除伪定真，复羲农之治”。废佛的主旨确实在于兴复儒教，推行文治，而不是为道教张目。不过，佛教在当时鲜卑贵族及汉族世族人士中都拥有众多的信众。据《魏书·释老志》，曾被拓跋焘信重的名僧惠始，死后葬于平城城内，太平真君六年，“制城内不得留瘗，乃葬于南郊之外。……送葬者六千余人，莫不感恸。中书监高允为其传，颂其德迹”。这“感恸”的六千余人，无疑和监国太子拓跋晃一样，同是崔浩废佛活动的积极反对者。对于鲜卑族人来说，崔浩既用汉族文人逐步取代他们的官职，在罢废了他们传统中崇拜的神灵后，又强行废佛，彻底剥夺他们心灵中的寄托，他们对崔浩及其属下的汉族文人的排抑心态随时事的发展，必然会上升为极端的仇视。
为了体现出文治的氛围，太平真君八年，崔浩奏请颁行自己号称经39年潜心思考而编成的《五寅元历》。尽管同时代的人对其历法中的谬误提出过批评，后世天文学家亦认为“考察未及周密”[31]，崔浩却坚信自己“得周公、孔子之要术”，“得天道之正”。并称：“今遭陛下太平之世，除伪成真，宜改误历，以从天道。……非但时人，天地鬼神知臣得正，可以益国家万世之名，过于三皇五帝远矣。”[32]与此同时，崔浩属吏著作郎闵湛、郄标双上书朝廷，称颂崔浩所注《论语》等儒家经典，“言马、郑、王、贾虽注述《六经》，并多疏谬，不如浩之精微。乞收境内之书，藏之秘府，班浩所注，命天下习业。……既而劝浩刊所撰国史于石，用垂不朽”[33]。据《魏书·崔浩传》及《南齐书·魏虏传》，崔浩对立石刊刻其所注《五经》及所主编的《国书》极为热心，监国太子拓跋晃亦加以支持，遂从邺城取石虎时代各长丈余的“文石屋基”60枚，运至平城城西三里、西郊祭天坛东三里的地方，“方百三十步，用功三百万乃讫”。无论从哪个角度说，这都是工程浩大的文化建设活动，如能存留至今，其文化价值绝不亚于同一地区的的云岗石窟。不过，西郊祭天坛是拓跋部落联盟时代旧俗最集中的体现，《五经》却是汉族文明最权威的代表，两相对峙，这成为当时平城最为奇特的文化景观：一方是鲜卑王公勇士胡服奔逐，女巫执礼；一方是汉族文人摇头晃脑，幻想礼制与自己心目中的文明。两种文化代表者政治势力上的悬殊，决定了这种文化对垒的最终结局。
崔浩被杀的直接起因为他主编的北魏当代史《国书》或称《国记》“备而不典，而石铭显在衢路”，激起鲜卑族人的群起攻击。见于《魏书·崔浩传》。而关注崔浩事件的研究者都没有将其作为事件的真正原因，或根本上加以否定[34]。当事人之一的高允事后在崔浩等经营石铭时曾预言：“闵湛所营，分寸之间，恐为崔门万事之祸。吾徒无类矣。”而事发之后却表示：“浩以蓬蒿之才，荷栋梁之任，在朝无謇谔之节，退私无委蛇之称，私欲没其公廉，爱憎蔽其直理，此浩之责也。至于书朝廷起居之迹，言国家得失之事，此亦为史之大体，未为多违。”[35]《崔浩传》称崔浩本人“伏受赇”，亦即承认有枉法受贿行为，这或许是高允所称“私欲没其公廉”的具体事实之一。按其时北魏百官无禄，全靠不定期的赏赐，官员清廉者生活艰难。高允任中书侍郎近三十年，怎么说也相当于今日一个副部长级官员，家中“惟草屋数间，布被缊袍，厨中盐菜而已。……常使诸子樵采自给”。与高允相比，崔浩官高位重，所得赏赐亦多，可以过得相当豪华，如他自已所说：“余备位台鉉，与参大谋，赏获丰厚，牛羊盖泽，赀累钜万。衣则重锦，食则梁肉。”如此富足，还收受贿赂，可谓贪得无厌。不过，收受贿赂也只不过是崔浩事件的一个借口，否则，受贿的个人行为不可能祸及大量部属乃至姻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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