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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与韩非治国理念之比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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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10-31 10:37:4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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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安而国治；能去私行，行公法者，则兵强而敌弱。”(《韩非子·有度》)可见，在韩非看来，奉法强弱，成了国之强弱的决定性因素。没有法治，就不能治理好国家，即使尧舜也是如此，善于做君主的，只能行赏罚，去仁义，“无锤策之威，衔橛之备，虽造父不能以服马；无规矩之法，绳墨之端，虽王尔不能以成方圆；无威严之势，赏罚之法，虽尧舜不能以为治。今世主皆轻释重罚严诛，行爱惠，而欲霸王之功，亦不可几也。”(《韩非子·奸劫弑臣》)更何况，对于不可教化之人，德治是不起作用的，只能靠惩治之术以正其身，“今有不才之子，父母怒之弗为改，乡人谯之弗为动，师长教之弗为变。夫以父母之爱、乡人之行、师长之智，三美加焉而终不动，其胫毛不改。州部之吏操官兵，推公法而求索奸人，然后恐惧，变其节，易其行矣。固父母之爱不足以教子，必待州部之严刑者，民故娇于爱而听于威矣。”(《韩非子·五蠹》)可见，对于那些父母、乡人、师长苦心教化无效的不肖之子，在官吏欲批捕面前，因害怕而能马上改变行为。由此，韩非得出结论：“夫严家无悍虏，而慈母有败子，吾以此知威势之可以紧暴；而德厚之不足以止乱也。”(《韩非子·显学》)走惩恶以扬善之路才是明智选择。 3 理论蕴涵的民之地位不同：重民与轻民的对立
孔子是春秋时期具有重民思想的思想家之一。《荀子·哀公》篇载有孔子答鲁哀公的话：“且丘闻之，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孔子重民更体现于孔子的德治、教化思想中。“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论语·公冶长》)主张对民以宽，保民、惠民、富民，若是对民以刑，百姓纵使服从统治，也不会心悦诚服，只有用道德教化去引导，才能使百姓有羞耻之心；还认为，要惠民，就应该减轻剥削，避免聚敛，“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论语·先进》)另外，孔子还主张“节用而爱民，使民以时”，即节省劳动力，爱护老百姓，保证耕作，不误农时。
比较而言，韩非则是重法轻民。提倡君主权势独操，享有绝对权利，“法”、“术”、“势”相结合，视整个国家为私物。韩非的法治，归根结底是对付老百姓、镇压老百姓的方法。“君上之于民也，有难则用其死，安平则用其力。……名主知之，故不养恩爱之心，而增威严之势。”(《韩非子·六反》)可见，在韩非治国之术中，十分强调依靠权威、使天下之人臣服，这种极端的权威主义，显然含有轻民的成分在里面。
4 理论实施方法不同：道德教化与惩罚威慑的对立
儒家主张仁爱，强调以说服教育为主，以教化手段提高民众，以修身自觉实现德行提高，反对不教而诛；认为培养理想人格是修己的活动，唯有主观努力，才能提高修养。主体自觉是行仁的最好依据，学习和教育是提高素质的有效途径。虽然孔子承认有生而知之，但更强调的还是学而知之，“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论语·阳货》)只有学习才能破除愚昧，建立起仁德的理性自觉。
而法家则急于求治，力主轻罪重罚，以重罚威慑民众，试图达到重刑之下无人还敢犯法的效果。“公孙鞅之法也重轻罪。重罪者，人之所难犯也；而小过者，人之所易去也。使人去其所易，无离其所难，此治之道。夫小过不生。大罪不至。是人无罪而乱不生也。”(《内储说上》)可见，法治被给予了太高的期望值。
三、审视传统文化，完善治国方略
1 对民众的态度直接影响到人心向背。进而影响到理论策略的命运。孔子虽然强调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三纲五常，等级秩序不可逾越，但却可以作到基本的不敌视平民百姓。而韩非似乎将作为人的尊严和地位全部奉献给了国君一人，普通百姓与群臣分别成了“法”与“术”的对象，只拥有无条件服从的自由，成了国君的对立面。因此说，韩非采取的是更加与人民对立的统治路线。这一点给当今时代的启示是深刻的：人民，决非一己之私，可以随意操纵。今日文明社会里的人们，已经具有了一定的自我意识，愿意遵循的是与民主共生的法制。权利意识决非狭隘的权威，还应含纳自由、平等、民主等要素。作为统治者及管理者，一味追求绝对权威和驾驭之术是片面的，应代之科学的知识技能和人性化的管理方法的追求，在尊重人的独立人格和权益的前提下，通过国富民强以推动社会发展。
2 孔子德治与韩非法治，两者彼此对立，各执一端。就思想自身而言，颇有极端之处。韩非轻罪重罚原则作为特定时期的具体办法是行之有效的。但推而广之，作为普遍原则则走向了自身的反面。重罚轻罪已是量刑失准，焉能收到积极有效的结果?因此，重罚威慑与修身自觉实为各执一端，误入极端化之误区。
3 纵观重德与重法的实际效果，不得不承认：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总体而言，并未真正实现国之德治。德治的负面结果是明里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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