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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水利工程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潴蓄以备旱,宣泄以防霖潦”。
(三)减免税粮
为发展农业生产,稳定社会秩序。朱元璋多次下令减免各地税粮,洪武四年五月颁令免两浙秋粮;洪武四年五月初四颁布诏令免江西税粮;洪武九年三月颁布诏令免扬州安庆徽州税粮。此外,洪武二年正月,还免北平、燕南、河东、山西、北京、河南、潼关、唐邓、秦陇等处税粮;洪武二年正月二十日免宁国府税粮;洪武二年正月初九免应天太平镇江等处税粮;洪武三年三月初一再免应天等府山东、河南、北京税粮;洪武五年十月再免应天太平镇江宁国广德五府秋粮;洪武九年三月免姑苏金陵京口等处六州四县秋粮。
治之于未乱的教化思想
(一)礼制教化
朱元璋认为“礼者,国之防范,人道之纪纲,朝廷所当先务,不可一日无也”。称“礼”可以去人欲,谓“治天下之道,礼乐二者而已”,切“毋以礼乐为虚文也”, “有礼则治,无礼则乱”。因此,他十分重视礼制的教化作用,将礼制教化视为维系大明统治,强化集权政治体制,加强社会控制的根本大计。他不仅命人定礼制,将“礼”制度化、法律化,还命儒臣于1395年编成《礼制集要》一书,要求上自朝廷,下至臣庶,冠婚丧祭之仪,服舍器用之制,各有等差,著为条格。颁布中外,使各尊守。
(二)法律教化
朱元璋称“律令之设,所以使人不犯法”。而要达此功效,则离不开普法教育和严格执法。对于前者,朱元璋一是要求摒弃典雅华美的辞章,用通俗的语言来阐述律令,以便于民众,特别是“田野之民”通晓法律。要求立法时做到“直言理明”,让“人人知晓”,从而达到“犯法自少矣”的目的。为此,他亲笔撰成近于口语的《大诰》四编。二是要求执行法律的官吏必须通晓律令,“不晓律意者,初犯罚俸钱一月,再犯笞四十,附过三犯,于本衙门递降叙用”。三是明令法律为各级学校的必修课程,科举考试从中出题,“有不尊者,以违制论”。对于后者,朱元璋崇尚严刑峻法,坚持执法如山,杜绝搞法外特权,讲求“事断于法”,追求“使臣民知畏”。规定不论官阶高低,不能用官级折抵或减免刑罚。对于恃功骄恣、践踏礼法、放纵子弟杀人夺田的开国功臣一律从严用法;对于渎职和贪污官吏,一律从严惩处。他严法令,凡是遇到“官吏贪污蠹害吾民者,罪之不恕”。 (三)学校教化
朱元璋认为学校不仅是培养人才的地方,同时也是传播封建礼义道德、引导社会风气的场所。他说:“足衣食者在于劝农桑,明教化者在于学校。学校兴则君子务德,……如是为治”。他还基于 “教化之道,学校为本”的认识,力主速行兴建学校。从而在明初便出现了“无地而不设之学,无人而不纳之教”的盛况,不仅完善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学校制度,而且还在民间设置了以百姓子弟为教育对象的社学,其目的很明确,“庶可导民善俗也”。
化解各种社会矛盾的社会和谐思想
社会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精神,同时也是维持良好社会治安秩序的根本前提。因为社会治安问题是各种社会矛盾的综合反映,要使社会治安秩序良性发展,就得化解或消除各种社会矛盾,谋求社会和谐。朱元璋的社会和谐思想主要体现在正风俗、抑富与恤贫,以及重视社会保障建设三方面。
(一)正风俗
社会风俗是社会和谐的风向标,不良社会风俗的存在是社会矛盾滋生的根本。因此,为维护大明政权的统治,朱元璋极其重视。他主要从两方面着手:一是正明初地方官以权谋私,贪污受贿,侵吞公物及腐化堕落之风;二是正社会“乡邻亲戚,不相周恤。甚至强凌弱,众暴寡,富吞贫,大失忠厚之道”之风。对于前者,朱元璋采取标本兼治之策,在严厉打击的同时注重教化,使官员养成勤政、廉政之风。因而,在洪武年间出现了“一时守令畏法,洁以爱民,以当上指,吏治涣然丕变矣”的局面。对于后者,朱元璋于洪武五年下发《正礼义风俗诏》,谕令“冻馁者里中富室假贷之,孤寡残疾者官养之,毋失所。乡党论齿,相见揖拜,毋违礼。婚姻毋论财。丧事称家有无,毋惑阴阳拘忌”。洪武二十八年又下谕旨给户部,要求“编民百户为里,婚姻死丧疾病患难,里中富者助财,贫者助力,春秋耕获,通力合作,以教民睦”。用下诏颁旨方式以促成贫富相济、和睦相处、同舟共济的社会风气。
(二)抑富与恤贫
为抑制贫富差距,调合社会矛盾,朱元璋采取了一些抑富、恤贫的措施。在抑富方面:一是抑制豪强地主兼并土地。针对豪强地主依仗政治特权或经济实力而兼并土地的现象,朱元璋下令“若兼并之徒多占田以为己业而转令贫者佃种者,罪之”。二是效仿汉武帝,采取了迁居富豪的作法。并告诫富民“当循分守法,不可凌弱吞贪”。在恤贫方面:一是敬老扶贫,洪武十九年朱元璋颁布《优恤高年并穷民诏》规定:“贫民年八十以上,月给米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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