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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这是孔子从人本出发,对管理者、治人者道德人格的企盼和规定。
虽然儒家人物荀子已经吸收了法家的一些思想,王霸并用,义利双行,但从整个儒家的治国之道言,对以力服人是排斥的。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对权力影响力不屑一顾;孟子更是以“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等名言表明了自已的态度。法家的商鞅、韩非等人对儒家仁义道德的一套深恶痛绝,认为以德服人之道非但无利而且有害于社会的治理。他们不惜从理论之争发展到政治残害甚至肉体消灭。
二
以今人的眼光分析,这场旷日持久的残酷争论大可不必。但双方的争论给历史和今人以启迪,使人从相互比照中看清了各自的意义和价值,从而更加自觉地将两种影响力运用到领导实践中,创造更好的领导业绩。
非强制性影响力应成为领导者终生努力追求的目标。领导水平的高低,领导业绩的差异,领导的成功与失败,固然同领导手中所握有的权力有关,但最主要的还是在于领导主体素质。事实证明,具有良好的知识结构和优异的领导能力,具有高尚的品德和献身精神,具有突出的领导业绩的人,不可能没有理想的影响力。非强制性影响力在特殊情况下,甚至领导者手中无权,或者权力失去时,仍然存在并延续。最典型的例证就是毛泽东,在被王明左倾路线罢权的长征路上,他以高超的政治和军事智慧,以坚韧不拨的意志力,以忍辱负重、顾全大局的品格,以及他领导中央苏区的卓越业绩,终于对党和军队的高级领导人发生影响,摆正了革命的航船,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每一位领导者都应努力加强自身修养,坚信功夫不负有心人,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坚持以高尚的品行,实在的业绩和突出的才能提高自已的影响力。这应该成为领导者安身立命的根本,终身努力的方向。
非强制性影响力并非万能,强制性影响力客观上是不可替代的。权力是一种客观存在,是不需要解释说明,不必要说服动员,自然而然发生作用的统御力量,如同火必烫人,刀必伤人,“入涧必死”(韩非语)一样,只要权力存在,必然发生作用。权力是宝贵的领导资源。任何一位领导人都会十分珍惜权力的存在。在领导实践中,有些特定的情境,某些特定的对象,企图动用非强制性影响力是不可能的,或者即使可能有作用也是十分有限的,这时只有动用权力的影响,迫使对象不得不按着自已的意志行事。
现实的领导活动大都是文武并用,恩威并施,两种影响力共同发生作用。因为具体条件不同,有时一种影响力为主,有时另一种影响力为主。但这并不意味着两种影响力的地位是均等的。 抛开客观的领导过程不谈,就领导者主观修养而言,不应将两种影响力等量齐观。儒家荀子曾就此给我们许多启示。荀子是后期儒家,所处的时代条件使之能够批判吸收诸子的合理思想,包括法家以力服人之道。在新的历史基础上,他将儒家的以德服人和法家的以力服人结合统一起来了。但他同时又认为应该以德服人为主,主张“国之命在礼。”继荀子之后的《吕氏春秋》也主张“凡用民,太上以义,其次以刑罚。”仁为一,法为二。荀子和《吕氏春秋》是主张将暂时和长远相结合,立足于长远,立足于领导的根本利益。“德主刑辅”、“仁一刑二”这一智慧成为以后历代有为之君的治国之要,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领导智慧。
三
德主刑辅的智慧仍然值得现代领导者去借鉴。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要想获得恒久的人心支持,具有广泛深远的影响力,必须始终以完善自我,增加自我的品格和能力含量为主要的追寻目标。况且,虽然行政职务的晋升是由上级组织决定的,但决定晋升的依据还是德能和业绩。就此言之,权力影响力又来源于非权力影响力。聪明的领导者应该十分清楚两种影响力的轻重次序。更应该十分注重非权力影响力的塑造和提升。
儒家以德服人智慧希望领导者首先要在日常生活、工作中做到不惟我独尊。领导者不要摆领导的架子,要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和下属平等交往。这样才能获得别人的支持与追随,才能成为名副其实的领导者。否则,就会上下离心离德,即使领导者其他方面的品质再优秀,也很难获得众人的支持与追随。其次,领导者要与追随者建立良好关系。“领导能力不是一个人、一个职位或一个项目,而是管理者与追随者相联系是所发生相互作用的关系,即活动范围。” 所以,领导者必须与追随者建立起密切的良好的工作关系。如果下属了解领导者、理解领导者、信任领导者,就会心甘情愿地支持领导者、追随领导者。反之,如果管理者与追随者的关系疏远,相互怀疑、猜忌,甚至相互敌视,下属就会与领导者渐行渐远,离心离德、貌合神离。最后要有良好的工作作风和生活作风。要成为一个受人尊敬、爱戴的领导者,必须要具有良好的工作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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