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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又据高楠顺次郎在1902年河内之远东研究国际公会报告[10](p.11),鉴真到日本时,“随行人有昆仑一人,名军法力”,这名昆仑的身份就可能是一名商人,但亦不排除为鉴真之仆人,又据《蛮书》之卷第六:“婆罗门、波斯、阇婆、勃尼、昆仑诸国人,皆来此贸易”,因此推断唐时有自由身之昆仑从事商业活动的说法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海盗。费琅之《昆仑及南海古代航行考》一书[10](p.29)引《唐会要》卷第七十五中所谈到的侵寇交趾之“昆仑海寇”,以及《大越史记》、《钦定越史记通鉴纲目》中所谈到的公元767年之海寇事所曰:“海寇来自昆仑、阇婆”,日本僧人迦叶波所注的《南海寄归内法传》亦云:“(昆仑)人不知礼义,惟事盗寇”,可见有昆仑从事海盗行业,常年在海上打家劫舍。
此处有一点不得不提及,即从事商人或海盗之昆仑,是否能被称为昆仑奴?所谓奴,即指奴婢,一般而言是不具人身自由权的,据李季平教授《唐代昆仑奴考》一文,唐之昆仑奴亦分官、私奴婢两种,分别为不同的主人效力,但都不具有自由身,而从文献记载来看,凡所商贸、海盗提及昆仑之事,不曾有“奴”字,可见这些昆仑应当是有人身自由的,但笔者仍将其纳入文中来讨论,一方面是作为一种比较,另一方面则是基于一种假设,即不排除从事商贸、海盗之昆仑亦有曾为奴婢,而后逃徙或赎身得到自由的情况,如《太平广记》中的昆仑奴磨勒在帮助主人崔生与红绡相合后,为官府通缉,因此逃徙[3](第二册p.1537),又如《资治通鉴》卷第二百零三中《唐纪十九》曾记载:“(则天皇后光宅元年),广州都督路元睿为昆仑所杀……有昆仑袖剑直登听事,杀元睿及左右十余人而去,无敢近者,登舟入海,追之不及” [4](p.2437)。因此笔者认为这一假设是值得参考的。
三、从其他时期昆仑奴之记载再次猜测
固然,从其他时期文献记载的内容来猜测昆仑奴所从事的主要工作难免有偏颇之处,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唐代因得益于其文化之繁盛,昆仑奴之记载多见于此时,从承上启下的关系来看,其他时期的记载也有重要参考作用。
效力行伍。《宋书》卷第七十六提及:“(孝武)又宠一昆仑奴子﹐名白主﹐常在左右﹐令以杖击群臣”[5](p.1975),此昆仑虽非从事于行伍,但亦担任着衙役内卫特色的工作;《南史》卷第七十七中又提及:“(陈)后主多出金帛﹐募人立功。范素于武士不接﹐莫有至者﹐唯负贩轻薄多从之﹐高丽﹑百济﹑昆仑诸夷并受督”[6](p.1942),由此可见南朝陈有昆仑之雇佣从军者;《隋书》卷第八十一中亦有记载:“初棱将南方诸国人从军﹐有昆仑人﹐颇解其语,遣人慰谕之﹐流求不从﹐拒逆官军。棱击走之”[7](p.1825),可见隋时也有昆仑人在行伍之中从事工作,可见确有昆仑从事于行伍。那么唐时是否也存在呢?从唐数次的对外征服来看,其中也包括了对西南地区的战争,笔者认为唐代应当存在一定数量的昆仑奴在行伍之中。
搬运工。宋代朱彧之《萍洲可谈》中云: “广中富人多蓄鬼奴,绝有力,可负数百斤,……有一种近海野人,入水眼不眨,谓之昆仑奴”[2]。其语一方面证明了昆仑奴善水,另一方面我们可以发现,两广素来是对外贸易之重地,多港口,“广中富人”之所以“多蓄鬼奴”,昆仑奴或可能被用于在港口商行搬运货品,而广州在唐时已然是重要的港口贸易城市,且昆仑奴多经由此从南海进入中国,所以在唐时应当早已有昆仑奴在港口从事搬运工之工作。
其他时期关于昆仑奴之记载仍有许多,因资料的欠缺且内容多有与上文重复之嫌,在此便不再赘述。
四、结语
以上对文献中提及昆仑奴从事之主要工作的内容作了一个综述和梳理,虽不敢谈细心求证,但就大胆假设来说,通过上边的讨论,似乎可以发现唐代昆仑奴多从事两类工作:一则为以体力为主的,如水手、耕工、家奴、搬运、行伍乃至海盗等,二则为以技能为主的,如驯兽师、乐师、舞者、商人等。唐代对昆仑奴的广泛役使给唐人乃至后人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故所以在许多文学作品中都有昆仑奴之传奇形象出现,现实方面,他们作为唐代的主要外来劳力,在各个方面为唐代社会的发展都作出了重要贡献。
参考文献
[1] [清]彭定求. 全唐诗 [Z]. 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
[2] [宋] 朱彧. 萍洲可谈 [M]. 商务印书馆, 1982.
[3] [宋] 李昉. 太平广记 [Z]. 天津古籍出版社, 1994.
[4] [宋] 司马光. 资治通鉴 [Z]. 中华书局, 2007.
[5] [梁] 沈约. 宋书 [Z]. 中华书局, 1974.
[6] [唐] 李延寿. 南史 [Z]. 中华书, 1975.
[7] [唐] 魏征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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