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实行的两税法，作为一场赋役制度变革，从酝酿到实施历时不过半年左右，却对当时和后世产生了巨大和深远的影响，其中包含着丰富而深刻的历史内容，是20世纪众多学者瞩目的重大课题。1920年，胡钧《中国财政史》（商务印书馆，1920年）首次从财政学的角度评述两税法的五大优点，开本世纪研究两税法之先声。此后，研究成果迭出。1933年庄心在首先以《杨炎及其两税法》（《新中华》第1卷第24 期）为题发表专文。50—60年代，日野开三郎发表一系列论文，后收入《日野开三郎东洋史论集》第3卷《唐代两税法研究·前篇》与第4卷《唐代两税法研究·本篇》。他的研究涉及面较广，自成体系，对推动两税法研究起了良好作用。80年代以来，张泽咸《唐五代赋役史草》和郑学檬主编《中国赋役制度史》均对两税法列有专章，吸纳已有研究成果并加以己见。船越泰次则先后发表《两税法研究史》四篇（前3 篇后作为汲古书院1996年出版的《唐代两税法研究》一书的前3章，第4篇载《山形大学史学论集》1999年第19号），所收集中国和日本学者的有关研究论著目录最为完整（尽管有过宽之嫌），并且简要介绍有关论点，是了解20世纪两税法研究学术史的必读之作。20世纪关于两税法的研究成果，可归纳成四个方面。

   一、两税法改革的背景与目的

　　杨炎在建议实施两税法的奏疏中，对改革的背景已有概括的说明（参见《旧唐书》卷一一八《杨炎传》）。不过，唐朝采纳其建议而行两税法改革的社会背景和目的，其实都要比杨炎所陈说的复杂和深刻许多。在20世纪，学者在前说的基础上，试图运用新的理论、采取新的角度作进一步的阐述。他们经过争鸣，互相补充和启发，视角逐渐多样化，认识也逐步全面和深化。

　　第一，关于改革的经济背景。首先是唐代土地制度变化与赋税制度变革之间的因果关系。这是自宋代以来的传统视角，20世纪学者进一步加以论证分析。1930年，陈登元《中国土地制度史》“口分世业之制废而为两税”一节指出，天宝以后土地制度的混乱，“遂以影响唐之赋税制度”，“吾人固认定两税为均田制度破坏之结果，而不以两税为破坏均田者”（商务印书馆，1930年）。稍后类似的说法不少，如万国鼎《中国田制史》上册（正中书局，1934年）指出：“租庸调不计亩而计丁或户，则与均田制度相辅而行，盖必人皆授田，始可按丁征租也……逮唐之中叶，均田制度坏，租庸调亦不能复行，改为两税法矣。”胡如雷《唐代两税法研究》（《河北天津师范学院学报》1958年第3 期）认为：“均田制的破坏是由租庸调发展而为两税法的关键，其他原因只能是次要的、派生的。欧阳修所谓‘盖田分、世业之田坏而为兼并，租庸调之法坏而为两税’，是一语道破了其中的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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