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两税法加重了农民负担。1963年李剑农《魏晋南北朝隋唐经济史稿》写道：“言两税制之利弊，除纳税程序上省去昔日‘旬输月送无有休息’之繁杂外，人民之负担，未尝因此减轻，惟昔日丧失田业受田不足之课丁，不复有租庸调名目偏酷之负担耳。其他实无何种于民有利之处”。

　　必须指出，两税法归并各种旧税“以一其名”之后，农民纳税负担加重现象的确不断出现，对此论者多有述及。但是，不少论者是以“两税法时期”或“唐后期”为时间概念去谈论赋役负担加重现象。其实这样的观察角度与评论两税法本身并不完全一致。因为，唐后期人民赋役负担加重的原因，有些确实是两税法本身的“法弊”（如两税钱定额的二次增加，在“钱重货轻”形势下“不定物估”加重了人民的实际纳税负担等），但有些则是吏治之弊（如地方长吏的“法外加征”、进奉、长期未审定户等以重新配税等），若不加区分地统统归结为两税法实施中的弊病，不免要妨碍恰当地评价两税法的作用与意义。陈明光在《“量出制入”与两税法的制税原则》、《论唐朝两税预算的定额管理体制》、《唐人所谓“量出制入”释论》等文中均一再论证，唐朝中央政府正式下令的全国性或地区性“两税”加征仅有二例，两税定额是唐中央和地方均小心翼翼不愿正面打破的法定界限；“法外加征”是吏治之弊，不应视为两税法本身之弊。

　　2.两税法与商品经济、货币经济的关系及其性质。两税法与租庸调的不同之处还包括户税钱是“以钱定税”。1920年胡钧《中国财政史》认为两税的五大优点之一是“以货币纳税，两税则于征米外，均以钱计”。不过后来论者注意到实际征收情况有不同，如1935年宫崎市定在其执笔的《世界文化史大系》9《宋元时代》（诚文学新光社，1935 年）的“宋元的经济状态”中写道，两税法的精神有一点是征收货币，不过“未能实际执行，夏税纳绢，秋税纳米”。尽管如此，如何评价两税法与货币经济、商品经济的关系，以及如何判断两税法的性质，迄今看法相左之处尚存，分歧主要在于对两税征收货币的意义的估计。有些学者总的认为两税法计钱与部分征钱反映了商品经济发展，但是在具体评价上颇有差异。如1957年孔经纬《关于唐朝土地所有制形式的发展变化问题》主张：“唐朝后期以钱输税之事不过是在实物地租形态下的一种计钱折估。封建政府要这样做，只是想借以榨取更多的税收。这种现象严格地说，还不能当作货币地租的正式发展。”（载《中国历代土地制度问题讨论集》，三联书店，1957年）次年束世徴《两税法与建中税制改革》认为：“钱谷并征，显示实物地租和货币地租的混合。东方国家，从实物地租过渡到货币地租，通常是先出现两者混合的形态。建中时的田租征实物，而青苗以及后来附加的榷酒则征钱，是地租的混合形态，显示向货币地租过渡的先声。它反映着商品经济有了一定的发展，说明了唐代晚期，封建主义已起了很大的变化，商品经济已动摇了自然经济的统治。”1959年侯外庐发表《中国封建制社会的发展及其由前期向后期转变的特征》一文，旨在“从封建专制主义国家的法典来研究土地所有权及其相应的地租形态，来研究劳役地租转变为实物地租的过程、途径和为法律所固定了的型范”。从这个角度，他对两税法的历史意义的评价有其独特之处，指出：“大概地说，中国封建社会可分为前期和后期两个阶段……唐代则以建中两税法为转折点，以黄巢起义为枢纽，处在由前期向后期的转变过程中。”“实物地租形态的确立是两税法规的主要历史意义，以后各代直到明末一条鞭法为止，都继承着这种制度而未有大的改变”。1961年韩国磐《隋唐五代史纲》也认为：“两税法是以实物为主的。”两税法“征收时是实物居多的，缗钱只是实施折算而来，且这种缗钱和实物，在本质上都是代役租，是‘折征’或‘折纳’，并非货币地租”。上引王仲荦《唐代两税法研究》主张：“两税中的户税钱，固然定税之数，皆计缗钱，而实际上纳税之时，多配绫绢。货币在这里，只作为计算的标准，而农户实际缴纳的大部分则是绢布，小部分是钱贯。在评论两税时，如果强调了货币所起的进步作用，是不大合适的。当然，我们不否认，政府在税收中，用货币来作为折算单位，而且用一小部分钱来纳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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