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大陆不少学者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理论去解释两税法产生的经济原因，成为一种特色。如陈野《论两税法实施的背景和意义》（《史学月刊》1958年第7期）指出，两税法出现的背景不能单纯地从赋税制度上去探索，它有着深刻的经济原因，“必须从基本生产关系土地制度的演变上去探索它。”“均田制的逐步破坏，乃是两税法实施的最重要的社会背景”“其次一个背景就是租庸调的破坏”。韩国磐在《隋唐五代史纲》（三联书店，1961年）解释“为什么会产生两税法”这一问题时，把它与“均田制的破坏和庄园经济的发展”联系在一起，指出：“在生产力发展，产量增加，和土地占有形式发生变化后，同时，为了增加税收稳定财政，和缓和阶级矛盾，就以户税地税为主，统一各项税收，发展而成为两税法。”

　　两税法不同于租庸调的另一个计税原则是“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即客户也要纳税。这显然是针对租庸调制下可不纳税的浮寄客户大量增加而制定的。因此，户口管理状况的变化与两税法改革的关系也是学者较早注意的另一层经济背景，研究逐渐深入。如陈登元《中国田赋史》（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五章“租庸调与两税”写道：“浮寄之多，所以租庸调之制不得不变而为两税也。”安史乱后，“宇文融之括户之办法，自为治标的，而不能用。杨炎之两税盖自此而生。”1957年，日野开三郎《杨炎两税法的实施和土、客户》则首次较详细地分析这一问题。后来中川学又发表《唐代括户方式的变化——作为两税法的权衡原则的客户制度》（《中国古代史研究》第2辑，吉川弘文馆，1965 年）、《从租庸调到两税法的转换期客户租税负担制度》（《经济学研究》第10号，1966年）等文，研究唐朝在两税法之前实行的让逃户、浮客、流庸等“客户”承担租税的各项制度。翁俊雄《唐后期民户大迁徙与两税法》（《历史研究》1994年第3 期）分析安史乱后民户大迁徙的原因与去向，说明其影响在于使国家编户大幅度减少，浮寄客户大量增多，土地所有权剧烈转换，从事工商业者增多，从而导致了以“税客户”、“税资产”为改革方向的两税法的产生。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古贺登率先从生产力的区域性发展去具体说明两税法产生的经济背景。他注意到华北和江南在经济上的差异，把两税法同唐代经济发展重心移向江南这一现象联系起来加以考察。他在《夏税、秋税的源流》（《东洋史研究》第19卷第2期，1960年）、 《唐代两税法的地域性》（《东方学》第17卷，1962年）等文推断两税法的施行是以江南实行水稻、小麦配合耕种，形成一年多熟耕作方式这一唐中期的农业状况为背景的。他的这一研究视角颇具价值和启发。后来袁英光、李晓路《唐代财政重心的南移与两税法的产生》（《北京师院学报》1985年第3期）， 也从另一角度说明两税法的产生与南方地区经济的发展有特定的关系，认为安史之乱后，南方地区经济的发展（如垦田增多，土地私有制进一步发达；交换中普遍地大量地使用钱币等），已经具备了“按赀纳税”和“以钱为税”的条件，而此时唐朝财政重心南移，则将两税法的产生与南方地区经济发展的现状紧紧地联系起来。

　　第二，关于改革的政治背景。这是20世纪学者的新视角之一。已揭示的政治背景有五个层面。一是为了解决唐代中央政府与门阀政治势力之间瓜分经济权力的矛盾，即前述王亚南之文。二是为了处理安史乱后唐中央政府与藩镇割据势力之间的矛盾。首先系统阐述这一观点的是日野开三郎，前述他关于两税法的一系列论文都强调两税法所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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