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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知识转型视野下的“命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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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3-04-15 12:09:49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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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诸子学、词章学等已不适用于这些新式学堂，于是这些学堂纷纷按照西方的分科立学原则和分科治学观念设置课程。渐渐地，不仅新式学堂如此，传统的书院也开始分斋设学、分斋治学，变革旧课程，开辟新科目。这种形势的发展，最终促成了新学制的诞生。新学制以效法欧美的日本学校课程设置为蓝本，把中国固有的以“经、史、子、集”为代表的“四部之学”，最终转向包括“文、理、法、商、农、工、医”在内的“七科之学”。从此，中国学术按照这一分科体系走上新的发展道路。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以北京大学为代表的现代大学体制建立、各类西式分科基本固化以及用“整理国故”方式研究传统学问成为共识，中国近代学术才算真正建立起来。
在知识体系转型的同时，读书人的身份也在发生着变化，即从“士”转换为“知识分子”。在传统中国社会里，读书人处在士、农、工、商社会序列的首位，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在清末社会变革中，伴随着近代教育制度的建立，则为古老的科举制的废除，而科举制废除的直接后果就是作为四民之首的“士”受到极大冲击，并造成士、农、工、商四大社会群体为基本要素的传统社会结构的解体。因为“废科举兴学堂的直接社会意义就是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的上升性社会变动取向，切断了‘士’的社会来源”，于是“士”逐渐成了一个历史范畴，代替它的是近代教育制度培养出的知识分子，“士的逐渐消失和知识分子社群的出现是中国近代社会区别于传统社会的最主要特征之一”⑤。作为能在社会上自由流动的群体，知识分子的构成和社会功能自然与士有很大不同，他们不再是官吏基本来源的四民之首，不再承担着广泛的社会教化功能以及治国平天下的政治责任，而是成为社会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各方面专业人才，以一己之专业素养贡献于社会，即由于身份和功能的变化，他们大多不再是知识系统里的“通人”，而成了不同领域的“专家”。士之“通人”之学所讲求的修身与治学融为一体，在知识分子的“专家”之学里越来越没有市场，中国固有的修身与治学一体的观念逐渐转换为二者分离。
也就是说，清末民初知识转型时代，新兴的知识分子大都由“通人”转换为“专家”，求学和治学成为一种职业行为，不仅与修身养性关联不大，甚至与治国平天下也渐趋分离。这当然与近代西方知识形态和价值标准渐趋主导密不可分。于是理性上倾向西方成为较普遍的现象，而在感性上、在生活实践中，并非可以彻底理性化，中国传统的因素仍大量保留。理性认识和感性实践的矛盾，使得一些知识分子对命运的理性思考和具体实践产生分离，“命学”因此也无法保持过去的完整性，只能步向边缘。
二、知识分类和“命学”的边缘化
在古代中国，有关“命运”的思考和论争从未停止过。从先秦诸子百家到清代儒者，历朝历代的读书人无不留下思索和实践的记录，并以各种面貌呈现出来，进入中国固有的知识系统中。
中国固有的知识系统形成甚早，应是在雅斯贝斯所言的“轴心时代”的春秋战国[注: 春秋战国时期，旧制度、旧统治秩序被破坏，新制度、新统治秩序在确立，新的阶级力量在壮大。隐藏在这一过程中并构成这一社会变革的根源则是以铁器为特征的生产力的革命。]之际，而对此系统予以分类或分科亦应是同步进行的事情，至少在汉代已趋完善，具体体现在作为知识之总括的典籍分类上。西汉末，刘向、刘歆父子所编之《七略》，已然是颇为专门的典籍分类目录。《七略》由《辑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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