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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知识转型视野下的“命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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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3-04-15 12:09:49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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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为月破，此症当活也。后于酉时得医，己亥日愈(注：末句当系事后补记)”；“卯月甲寅日占风水，困之节。卦由六合化，六合本是吉占，又得日月扶植之，旺财持世，而化回头，生之应爻，生之自身。可谓美满矣”；“占弟被论吉凶，得困变恒、金。午鬼极旺而动，化兄弟而用爻，又化退神，此外毫无生扶，其凶必矣。虽得生于日辰，恐不敌也。后于申年，遂被极刑(注：末句当系事后补记)”；“占婚而得日值之，兄弟持世，卦由六冲而变六合。父爻发动生世，应为忌神，与卯木同动，化剋为生，当主离而复合”；“占出行，得明夷变小过，水。世临官动，化回头生，应临子孙，动而尅世，是宜成行。但为子日所合，须俟午日冲子，然后成行”⑩。这里所以不厌其烦地引证严复日记中的卜卦释词，是为说明卜卦是严复生活中的常态。其所卜算的内容很广泛，包含发财、升官、疾病、生死吉凶、风水、婚姻、出行等，是人们俗世生活中最为关切的东西。其中不少是应他人之求而代为占卜的卦，说明卜卦也非完全是个体的私密性行为。甚至在一些释词后面严复还记下事件的结果，以示所卜之卦的灵验。
应该说，对严复这代读书人而言，日常生活与占卜算卦相连，并非是多么奇异的事情。尽管知识转型开始在他们身上发生，但他们毕竟属于过渡的一代，自幼起所受的教育都是中国传统教育，即以博通为根基的治学修身一体的教育，后来所接受的外在于他们的西学，只不过是他们的理性选择，并未能对他们的生活态度发生根本影响。所以，在日常感性生活层面，他们仍能像古代读书人那样对形而上和形而下的“命学”兼容并蓄。实际上，以“科学”面目出现的西学和中国形而下的“命学”是难以相容的，西方思想的理性崇尚与占卜算卦的生活行为之间有巨大落差，如果一个人将西方理性完全内化于身心，而不仅仅是把它作为外在于己的知识与思想，那么他是很难认同日常生活中的占卜算卦行为的。只是在严复这代人那里，对西学的认知还未达及此等程度，“科学”认同的社会环境也未形成，所以他们并未自觉体认到其行为所具有的内在矛盾性。
进入民国之后，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科学”认同的社会环境基本形成，新兴知识分子对待“命学”的态度就与他们的前辈有了较大不同。已有学者作过研判，新文化运动时树起的“科学”旗帜，其内涵不仅是指科学知识、方法、精神，更是指一种价值观，一种放诸四海而皆准的信条体系，一种规范性的评价尺度，即所谓的“科学主义”或“唯科学主义”。“‘唯科学主义’一词……其意义可以理解为一种信仰，这种信仰认为只有现代意义上的科学和由现代科学家描述的科学方法，才是获得那种能应用于任何现实的知识的唯一手段。”(11)在这种信仰的笼罩下，新文化运动期间甚至出现这样的情形，“只要与科学、理性相违的一切传统文化及行为皆为迷信，包括儒家伦理、宗教、帝制、民间信仰以及风俗等等”(12)。陈独秀就曾明确指出：“若相信科学是发明真理的指南针，像那和科学相反的鬼神、灵魂、炼丹、符咒、算命、卜卦、扶乩、风水、阴阳五行，都是一派妖言胡说，万万不足相信的。”(13)如此的氛围和时代环境，自然对“命学”特别是狭义“命学”的发展极为不利，以至于民国年间从事“命学”者也要极力向“科学”或“哲学”靠拢，如袁树珊《命谱》前有《序》言：“科学名词，吾国古所未有，由转辗迻译而来。解之者曰：‘凡为有系统之研究者，是之谓科学。’然则吾国专门技术，何一而非科学耶?润州袁树珊先生，以所辑《命谱》见示。余曰：‘是亦科学也。……’先生前有《述卜筮星相学》，推演而贯通之，科学之精义，昭然予世以共见。或疑为秘闻，陋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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