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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知识转型视野下的“命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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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3-04-15 12:09:49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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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此，现代大学体制建立起来。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大倡“民主”与“科学”、反对旧礼教、旧道德的氛围下，以北大为代表的西式学科分类和研究取向在中国愈益稳固。与此相对，作为旧文化的代表之一，传统“命学”只能越发式微了，不仅狭义“命学”难有空间，就是形而上的“命运”、“命理”思考，也因与西方哲学重本体、重认识、重方法的根本取向不符，是所谓“人生哲学”，而在哲学讲堂上难以居于主导地位。可以说，边缘化是“命学”在近代中国知识转型完结之际不可避免的命运。 三、读书人身份、态度的变化和“命学”的衰微
与知识转型进程相伴随，读书人的身份也在发生着变化，由传统的士转向近代知识分子。在士人那里，知识不是全然外在于人的客体，而是主客相融的产物，因读书治学并非单纯为了求知和获得学术真理，而是出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需要。这种治学与修身一体的状况，使得士人讲求的学问是以博通为基础的，“道”与“器”在他们心目中虽有高低之分，但也有内在的一致性，如在“命学”的形而上与形而下之间，他们往往能够协调起来，并不发生冲突，或至少不发生大的冲突。不过到了清末民初知识转型时代，随着近代知识分子的出现，这种局面发生了根本变化。
知识转型是以学术分科为表征的知识体系的变化，即西方近代知识体系逐渐取代中国固有的知识体系。西方近代知识体系大体形成于18世纪启蒙时代，它有两个根本特点：一是源于古希腊的对知识与真理的获取与客观把握，而非将知识、真理和修身之类的德行培养联系在一起；二是科学化，以科学的名义界定所有事物，分门别类，此前在西方知识系统中存在的星相学之类由此被打上“迷信”标签，逐出学术之门。对中国而言，接受这种特点的知识体系只是晚了一个多世纪而已，所引发的读书人知识结构和价值体系的变化，无非是接近于西方。一方面，随着读书人社会身份的变化和近代知识分子的产生，读书治学渐成职业行为，知识成为客观对象，不再与人的德行紧密相连；另一方面，分类之学取代博通之学，使得读书人的知识结构发生根本变化，由“通人”变为“专家”，而且是科学思维下的“专家”。当然，这样的转变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历了清末民初两代学者的进程。不过对“命学”而言，转变的发生和转变程度的深化，是个越来越不利的事情。
晚清学者热衷西学，很大程度上是出于救亡图存的需要，是理性层面思考的结果。但是，传统的巨大力量、自身生活环境和教育背景的直接影响等因素，使得他们在感性生活实践上还是更多地认同过往的一切，这在清末读书人对待“命学”的态度上可以看得很清楚。一些倾向西学的知识分子在涉及“命运”的理性思考和解说时，已开始跳出固有窠臼，引用西方观念和思想公开表达自己的主张；但在日常生活层面，还是时有占卜、算卦等行为，形而下“命学”的强大魅力仍在。这方面严复之所为便是典型。在广泛传播西方近代思想，以天演进化学说为民族、国家命运把脉，大倡“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同时，日常生活中的严复颇多占卜算卦之举，如在其宣统三年(1911)的日记中，时有这样的记载：“占财，大有。寅木财爻极旺，虽空不空。世爻暗动，巳官生之，寅爻尅之。此富贵逼人之卦也，断其必得。后果于甲寅实空之日得之(注：末句当系事后补记)”；“占升官。官爻值日而化，进酉逢月破，应于巳月”；“辰月丙申日占，弟痘症业已临危，得未济之革。申己合而长生，亥水虽为月建所尅，为日辰所生，而持世又申爻独发，以得气有力之父爻而生，兄弟戌爻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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