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知厉行,勇于创新──个中学教师读书教书的自白
李明海
湖北省宜昌教研中心特级教师
《中学历史教学参考》2008年第9期 “走进名师”栏
承任鹏杰先生厚爱,相邀我写一篇自传性质的有关读书改变人生、读书改变课堂的文字。自己不知道如何写好。因为在读书能改变人生的人生时段内,我没有真正地读到什么书,谈不上因读什么书而真正改变了我的人生;后来有书可读了,有条件读书了,可能是过了可“改变人生”的时段,又没有哪一本书对我有如此之大的影响。回想自己的教学经历,说读书改变课堂,似乎有过,但总觉得对于我而言这个说法不尽准确。我的课堂是比较受学生欢迎,实效也比较突出,其原因有读书的因素,更主要的好像是其他因素使然。所以三、四个月过去了一直未动笔。为什么现在又写出了这篇文字呢?读书改变人生,读书改变课堂,是一个很好的话题,在当前更是一个很有必要、具有某种针对性的话题。于是我想,将自己没有读更多书的遗憾写出来,若能对青年教师朋友们产生一些借鉴作用,未尝不好,故而为之。但望文遂我愿。
一
知行之辨是中国哲学史上的一个古老话题,也是延续了两千多年的话题。大概自《左传·昭公十年》提出“非知之实难,将在行之”的知易行难的命题以来,知与行孰难孰易问题的讨论直到近代就没有停止过。中国古代的思想家们主要将“知”与“行”放在道德层面考察,因而大多倾向于“知易行难”。认为了解、知道社会的道德规范并不难,难的是践行这些道德规范。所以他们认为“知之非艰,行之惟艰”(《尚书·说命》),他们要“听其言而观其行”(《论语·公冶长》),等等。到了近代,知与行的具体内容虽然有所变化,但“知易行难”的认识,仍然占有相当地位,甚至是主流的地位。一代教育大家陶行知,早年信仰“知行合一”说,便改本名“文濬”为“知行”;后认识到“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便改名为“行知”,意在强调“行”比“知”更重要。毛泽东的《实践论》从哲学的高度强调“行”──实践──第一性的地位。但也有与之相反的观点──知难行易。持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是孙中山。孙中山将知行之辨中的先后关系,转换成难易关系;从人类历史发展进化层面,提出了“知难行易”结论。“天下事惟患于不能知耳,倘能由科学之理则,以求得其真知,则行之决无所难。”(《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07页)。“近代之积弱不振、奄奄待毙者,实为‘知之非艰,行之惟艰’一说误之也。”因为它“把极容易的事,视为畏途,不去实行”,最终使人丧失在艰难时期坚持革命斗争的信心(《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59页)。孙中山的话不无道理。如,同样是中国人,一旦知道了在中国旧学传统统治下的中国只能被外国列强欺凌之后,便转而引进西方“新学”,于是仅在半个世纪之内,便有了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等,这是数千年以来的过往中国所没有过的“行”;对于具有数千年旧学传统的中国来说,要“知”“新学”确实比践行“新学”难得多。再如,同样是新中国成立后的这些人,改革开放以前,因只知“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而不知“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辛辛苦苦奋斗了近30年,广大民众不但没有富裕,反倒难得吃饱肚子、穿暖身子;改革开放以后,因知道了社会主义经济不仅可以有计划,还可以有市场,简言之,知道了邓小平理论,也是30年的奋斗,虽然也是辛辛苦苦,但广大民众却基本上达到了“小康”的生活水平。
“知”道了,“行”动也就不难了;难的是不“知”道如何去“行”动。
已过“知天命”之年的我,回想自己的读书历史,只能用“遗憾”、“惭愧”四个字来概括。在20岁前后的黄金读书时段,主要经历是“三年自然灾害”到“文化大革命”,这个时段总的来说除了《毛选》与《毛诗》外,是无书读、不读书的时段。在这个时段,即使是书香门第之家,其子弟都没法读书,何况我这个出生于碗大的字认不到一箩筐的农家之子。我1973年1月高中毕业回乡务农时不满18岁,虽然当时要披星戴月地,大约十几个小时地在生产队里干活,但对读书倒是蛮高的热情。每天大约晚上10点左右,我开始坐在煤油灯前(当时我所在的农村没有电灯)读书,直到12点左右。这是我一天之中最享受的时候。当时没什么书读,只好读“马列的原著”,读不懂,只能晓其大意,感其精神。在这段读书活动中,有一本书,真可能“改变”过我的人生。这本书就是弗兰茨·梅林写的《马克思传》。 “我们并不总是能够选择我们自认为适合的职业;我们在社会上的关系,还在我们能够对它们发生决定性的影响之前,就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被规定了”(见本书第10页)──马克思还在中学阶段就具有的这种如此深刻的认识,马克思那种“不惧神威,不畏闪电,也不怕天空的惊雷”的勇猛精神(见本书第43页),以及马、恩为了世界无产阶级的解放,为了全人类的解放而奋斗的伟大崇高的胸怀,深深地震撼了我,也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我的人生态度。当时的我,就像马、恩似的,只关心社会的发展,只关心民众的命运,对自己个人的生活现状竟毫无感觉;我的言行举止,也像大学时代的马克思似的,与朋友们天南海北、高谈阔论、评时说事,毫不畏惧当时高压的政治环境;在人际关系方面,只要志同道合、满腔热血,就是我的朋友,我就可以为之肝脑涂地,反之,我就会“批判的批判的批判”(学舌于马、恩《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的用语);我的所谓理想与抱负,则是:恩格斯在24岁写出了《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马克思25岁写出了《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我也快20岁了,能写出什么……。通过读《马克思传》,除给了当时的我许许多多似懂非懂、闻所未闻的知识外,最主要的就是精神层面的、不知天高地厚的影响。我也因此真的在1974年下半年写出了所谓《农村社会调查》一文,谈当时农村生产方式计划性的弊端,谈工农“剪刀差”对农民的掠夺(为了写出这篇东西,我还真的看了一本“文革”前的,好像是苏联编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该文也不知道有多少病句,有多少错别字,但洋洋洒洒却有2万来字。正是这篇所谓的“调查”,1976年7月我被县公安局打成了现行反革命,说我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等等,直到1979年3月才平反。1979年,我已经24岁了。所以说,在我最宝贵的读书年华内,我是没读什么书的,是没有“童子功”的,是不可能“知”道多少的。遗憾。
1979年9月,我进入华中师大(当时叫华中师院)历史系学习。此时的我,已经没有了“理想与抱负”,没有一点“马、恩”了。我既不想“考研”,也不想研究某一个专题。面对自己从来没见过的如此众多的书籍,只想看个够。从西方哲学、批判现实主义小说、普希金的诗到当时中国的“伤痕文学”、朦胧诗、社会发展动力大讨论的文章等,无所不看,为看而看,但历史专业书籍看的却比较少。现在总结大学四年的读书史,可以用“无思想,乱读书”六个字概括。“学而不思则罔”,所以,实际上是“知”之甚少,“行”者更无。惭愧,非常惭愧。
我这样的一个读书史而导致的使我“知”之甚少的影响,也可能存在于当今任教于中学教学界的大多数人(甚至包括相当部分任教于大学的老师们)之中,虽然各年龄段的老师们的具体读书史有很大的差异。
现今正在任教的中学教师,年龄从60岁以下至20多岁以上,虽然岁段上他们之间所处的社会生存环境有了巨大差别,但对于“知”与“行”的能力,他们之间却没有多大的不同。30年以前的教育,主要是“政治教育”;近30年的教育,主要是“应试教育”。这两种教育都不可能让我们的教师有多少时间,有多少条件去读书,从而使他们“知”道如何促使学生去全面发展、有个性发展、可持续发展,所以他们都是“知难”;他们也都没有多少空间,没有多少权力去实验,从而使他们得于实施让学生如何去全面发展、有个性发展、可持续发展的“行”,所以他们也都是“行也难”。也就是说,他们虽然上下相隔近半个世纪,但社会给他们“知”“行”的时空并没有发生质的变化。
当今的中学教育,实际上是应试教育,这是无须讳言的。不然,就不会出现由国家强制性主导的“素质教育”改革了,也不会出现所谓的“載着镣铐跳舞”的无奈之举了(卢雁《对“县中现象”的再思考》,《上海教育》08AB/2005),更不会出现“读书多的老师升学率未必高,爱读书的学生成绩不一定好”的“校园读书之怪现象”了(《中国青年报》2007年9月17日)。应试教育的过程,最基本的当然只能是“抱着教材打滾”,当然只能是“死记硬背”,当然只能是“题海战术”,当然只能是“频考”(郭思乐《生本教育:最大限度地依靠生命自然》/《课程·教材·教法》2006年第4、5期)。所以,在应试教育的环境之中,教师们的大致读书现状,一是没有多少时间读考试以外的书,主要忙于出题、考试;二是某个老师想读点考试以外的书,大多还会遭到“不务正业”的批评;三是因为前二者的作用,便产生了没必要读考试以外书的认识,因而不读考试以外的书。“老师的阅读主流,本质上是一种职业行为阅读,缺乏专业发展式阅读与生命成长式阅读。这样,从整体上讲,就不可能形成对学生进行暗示、导引与示范的阅读文化环境”,而“中学生的阅读行为是一种典型的生存式阅读”(《中国青年报》2007年9月17日)。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一个中学教师怎么可能进行很多符合教育规律,符合素质教育要求,有利于学生全面地有个性地“可持续发展”地教育教学呢?这说明了“行难”!
面对应试教育的诸多弊端,自本世纪始,在国家的直接主导下开始了新一轮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要将基础教育中的应试教育变为素质教育。但由于主客观原因,课程改革到底改些什么,如何改,特别是这场改革的理论基础到底是什么等一系列具有根本性质的问题,在教育的最高决策部门,在具体制定这场改革方案的教育大家们那里,并没有彻底、全面地解决,在某些问题上还“出现以其昏昏、使人昭昭,甚至贻笑大方的现象”(参见《中国教育报》2005年5月28日、8月13日、9月17日《新课程改革的理论基础究竟是什么》大讨论的系列文章)。既然如此,一个中学教师就更难知道真正科学、全面、准确地认识最有利于学生全面发展、有个性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教育真理了。这说明了“知更难”!
“行难知更难”就是当今我们的中学教师所面临的困境。只要真正“知”道该如何教育教学了,具体“行”教就相对容易了。
1983年7月我走上了高中讲台。可能是个人身份的变化,“马、恩”的精神又回来了一点,主要是对学生的责任感极强:因为我是学生的班主任,因为我是学生的科任教师,我就好像对学生的终生负有了责任。这一心理状态一直持续到我不直接当高中教师为止。在 “行难知更难”的基础教育现状里面,对于我这个有责任感却没有“童子功”(我个人认为,在“应试教育”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后几代中学教师的“童子功”也具有很大的局限性)的老师来说,为了学生全面地发展,为了学生有个性地发展,为了学生“可持续地发展”,就要具有“重知厉行,勇于创新”的基本态度和基本作风。 “重知”,就是要特别“实用主义”地读书,要特别地读“无字”之书;“厉行”就是要雷厉风行、说干就干。在“重知厉行”的过程中,要特别具有“创新”的勇气、意识和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