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将人类的知识有系统地分门别类，是近代西方科学发展起来以后的事。以研究自然界的科学为标杆，人们将以实证分析为主要手段、以人类社会为研究对象的知识系统称为社会科学，而将那些既非自然科学也非社会科学的知识，统称为“人文学科”。“一般认为人文学科构成一种特殊的知识，即关于人类价值和精神表现的人文主义的学科。” 从前面的阐述可知，历史学毫无疑问属于人文学科。
在这一点上，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1770—1831）《历史哲学》所表述的关于历史的看法，实属典型。在黑格尔看来，世界历史是精神在时间中自身发展的过程。精神是人类共有的和单一的，表现为人用他们的语言、心灵、文化所创造的一切。历史是精神自我发展的历程，也是世界走向自我意识的过程。历史是一个理性自由的故事。
在科学主义统治一切的今天，如何评判黑格尔这一纯形而上学的和目的论的历史观，是另一回事。在此我们只要引它来表明历史学的人文主义本质是如何被他张扬到极点就行了。职是之故，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不得不读，我们选编了其中的《历史已经形成了“世界精神”的合理的必然的路线》一篇。
不过近代以来，历史学的进步并不在于它对“人文精神”的坚持与弘扬，恰恰是通过它脱胎换骨的蜕变而表现出来。在科学主义至高无上的近代世界，历史学也被收编、被改造，以至出现了历史学是否可以被纳入“科学”范畴的争论。可以说，近代史学演变的基本轨迹，就是它不断受科学的影响、并做出回应的历程。当然直接表现是历史学的不断“社会科学化”，科学隐藏在社会科学背后。
近代历史学之走向社会科学，是极自然的事情。一方面在求实证、讲实用的大潮流之下，历史学的人文功能不可避免地衰落；另一方面，历史学与社会科学共享同一个研究对象，即人类社会本身，所以只要认同社会科学的研究目的，引进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就可以成功转型。事实上，作为资政之学的传统史学，在一定程度上即已具备后世社会科学（如政治学）的某些特征。
如果说作为人文学科的历史学的特征是叙述，它的目的是研究、阐发人类的精神——思想、意志、情感等等，那么社会科学则是通过实证与分析，研究各种社会现象、社会运动变化与发展规律，以期进一步认识人类社会自身。它的方法特征是从各不同的层面与角度，将社会分解成不同的对象体，如经济、政治、文化等等，以现实的社会问题为导向，来研究社会运作的规律。一些相对成熟的对社会运作规律的认识，构成了社会科学各种不同学科的基础理论，被引为后人研究的前提，所以多数情形下社会科学的研究又演化成为通过分析不同的案例，来论证特定的理论模式。这一切，当然是相当的科学主义的。
近代西方历史学之走向科学主义的代表人物，非被誉为“科学历史学之父”的兰克（Leopold von Ranke，1795—1886）莫属。兰克在其代表作《拉丁和条顿民族史》中有一句名言：“历史学向来被认为有评判过去、以利于将来的职能。对于这样的重任，本书不敢企望。它只不过是说明事情的本来面目而已。” 这句话简直可以被称为兰克客观主义历史学的宣言：据实直书。表面看，这与中国传统史学的实录精神如出一辙，其实不然。中国传统史学所说的实录，强调的是史学家应有秉笔直书、不曲笔阿世的人格精神与职业道德，兰克客观主义历史学的背后，则是科学主义的求真精神，是一种研究方法，两者的取向有显著差异。
按照兰克的理解，历史著作的基础是史料，史料的准确无误得到了保证，也就保障了历史著作的真实性；而且各种历史事实是独立于史家的主观意识之外的，史家运用正确的方法就能获取这些历史事实。所以兰克尤其重视对其所获得的史料——特别是档案文献——极其谨慎的考订与全面的批判，将其视作历史学家科学研究的基础。兰克认为，只要获得了准确无误的史料，而又能以不偏不倚、公正客观和超然事外的态度，站在中间立场上叙述史实，历史著作就能反映真实的历史，这样，历史学也能像自然科学一样成为一门科学。兰克史学挟科学主义之势，风靡整个19世纪的欧洲，影响深远，至今尚存余韵。兰克实为近代史学一大巨擘，所以，他的《论历史科学的特征》值得一读。
近代历史学另一巨擘就是马克思主义史学了。在19世纪前期的欧洲，由于占主导地位的兰克史学拙于对社会的理论分析，史学体系的社会科学化还不够全面。直至马克思（Karl Marx，1818—1883）的一系列史学论著问世，这一进程才最终完成。在人类的学术史上，大概只有马克思首次如此强调人类为求得生存而从事的经济活动是历史的主要内容，经济因素是推动历史前进的根本动因。人们的经济活动，即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了人们精神文化与社会组织等等方面的活动，他把它们称之为“上层建筑”，尽管人们的精神文化与社会组织等等方面的活动，也时时反作用于社会的经济基础，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马克思特别指出：人类社会运作从表面看虽由不同个人的活动组成，但个人并不是完全自由的，他们受种种因素——实即现实的经济利益——影响与制约。受共同经济利益影响与制约的人们组成群体，他们的行为具有共性，这些人们的群体就是社会的不同阶级。由于经济利益的冲突，不同阶级之间的斗争构成了人类社会最基本的运动。阶级斗争虽然以政治斗争的形式出现，但终极原因是经济领域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阶级斗争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基本动力之一。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阶级分析方法。
本书所节选的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文，写于1852年，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代表作。1848年法国革命后，路易?波拿巴（Louis Bonaparte，1808—1873）在同年12月选举中以550万张选票的绝对多数当选为法国总统，并于1851年12月发动政变成立了军事独裁政权。马克思此文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透过表象，分析了路易?波拿巴政变成功的深刻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原因，阐述了他关于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及评价历史人物的观点。正如马克思在1869年6月23日为此文第二版写的序言中说：“维克多?雨果只是对政变的负责发动人作了一些尖刻的和俏皮的攻击……我则是说明法国阶级斗争怎样造成了一种条件和局势，使得一个平庸而可笑的人物有可能扮演了英雄的角色。”
这一具有明显社会科学特征的近代欧洲史学与其他种种近代学说一样，越洋东来，深刻影响中国学界，推动中国史学走出传统，使之逐步形成了自己的近代史学。在这一风起云涌的学术演进历史中，卓有建树者可谓夥焉。本书限于篇幅，仅选了梁启超《史之意义及其范围》、钱穆《国史大纲?引论》及陈寅恪《记唐代之李武韦杨婚姻集团》等三篇。
梁启超（1873—1929）的《史之意义及其范围》，是其《中国历史研究法》的第一章，认为“今世之史的观念有以异于古”，旧时“学问未分科”，史书所载既太滥，又太狭，因此他开列一个内容十分广泛的中国史研究大纲，可以视之为中国史学家依样画葫芦，试图以社会科学改造传统史学的早期作品。
钱穆（1895—1990）的《国史大纲》初版于1940年，全书50多万字，以大学教科书体例写成。本书选编了它的《引论》，两万余言。《引论》于《国史大纲》全书出版前，先在报纸上发表，一时曾经引起学术界、知识界的极大注意，陈寅恪誉之为一篇必读的大文章。钱氏的这篇《引论》阐述了他对中国近世史学的看法，厘之为传统、革新、科学三派。他称传统史学为“记诵派”，认为旧史所载，“只可谓是历史的材料”；又称科学派为“考订派”，乃承“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之潮流而起，认为“二派之治史，同于缺乏系统，无意义，乃纯为一种书本文字之学，与当身现实无预”。所以他说：“惟‘革新’一派，其治史为其有意义，能具系统，能努力使史学与当前现身相绾合，能求把握全史，能时时注意及于自己民族国家已往文化成绩之评价。”由此可知，有意义，具系统，与强烈的现实关怀，是钱氏编写《国史大纲》的宗旨，也是这部鸿篇巨制自异于旧史的根本之所在。唯钱氏时时将探究“先民文化精神”萦怀于心，又提出读史须先具四条信念，尤其强调“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可见钱氏“革新”史学的同时，对其人文本质的坚持。
相比于钱穆的鸿篇巨制，陈寅恪（1890—1969）《记唐代之李武韦杨婚姻集团》一文则为精深的专题研究，可为近代史学专题论文之典型。陈寅恪凭借其娴熟的史料考证功夫，借用近代社会学的分析工具，将存在于唐高宗至唐玄宗时期的李武韦杨诸姓通过婚姻关系集结的政治势力，视为一个社会集团，来分析它的历史渊源、导致其成败诸因素，以及其对于同时期唐代政治史的决定性影响。论文鞭辟入里的分析与精彩纷呈的论断，为醉心于人物功过褒贬与政事铺陈的旧史学无所企及，故此也是今日习史者必得一读的佳作。
近代社会科学对历史学的影响非止于提供分析工具，如梁启超《史之意义及其范围》劈头就说：“史者何？记述人类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者也。”当今通行的表述是：历史研究的目的就是为了发现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以指导我们的工作。近代以来的学术研究，也确实为后人积累起了不少关于这种“规律”的陈述。目前人们一般将分析工具层面的论断称之为史学理论，而将社会运行规律层面的论断称之为历史理论。本来，这些“规律”之正确与否，还是有待进一步研究证实的对象，可有那么一些陈述，挟意识形态之强势，声称自己具有普世意义，应该成为学者立论的依据，后人的研究只有为了进一步证明它们的正确性，才是有意义的。这就有点反客为主了。在政权鼎革之际，万众披靡之时，能够清醒自信，持真学理于不失，本已属凤毛麟角；而更不顾身家之忧，平静从容地将自己的信念向权力部门道出，岂可不谓之大义凛然！故此，本书选了陈寅恪《对科学院的答复》一文，并将其置于全书之首，认为当得到所有青年之师宗；同时将他的《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附列于下，以揭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之千古名言。
在这样差不多可称之为先知先觉杰出代表之外，还有一些学者，能够不断地思考，勇敢否定自我，批判陈说，坚持不懈地追随学术发展的步伐，实为促进近代中国史学不断进步的重要推动者，同样应该赢得我们最大限度的尊重。本书所选傅衣凌（1911—1988）《中国传统社会：多元的结构》，是为一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