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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世界史课程看世界史观演变 5

时间:2009-10-18 17:13:02  来源:何燕珊
 

第二章 以“西欧中心论”为主的世界史观

一、壬戌学制下的中学历史课程纲要

由于壬子癸丑学制本身存在弊端,于是在全国各类教育社团和各界人士的努力下,1922年,北洋政府以大总统名义颁布施行新学制,即“壬戌学制”。伴随着壬戌学制的颁行,教育部确定并施行《新学制课程标准纲要》,其中的历史课程标准纲要规定了历史课程设置的目的、内容和方法以及最低标准,比以往学制中历史课程的规定都要详细完备,而且这次的历史课程体现了综合课程的性质,且采用了中外历史合编的形式,是一大创新。

 

根据历史课程纲要,初级中学历史课程属于社会科,具有综合课程的性质。1923年教育部颁布了由常乃德起草的《初级中学历史课程纲要》(以下简称“初中纲要”),初中纲要明确规定历史课程的目的在于:第一,“研究人类生活状况之变迁,以培养学生适应环境,制御天然的能力”;第二,“启发人类的同情心,以养成学生博爱、互助的精神”;第三,“追溯事物的原委,使学生了解现代各项问题的真相”;第四,“随时以研究历史的方法指导学生,以养成学生读史的兴趣和习惯”。这些课程目标涵盖了知识、能力和情感态度等方面。初中纲要还在“内容和方法”部分指出“中学历史,向分本国史世界史二部。今为使学生明了世界人类生活共同演进状况,打破关于朝代国界的狭隘观念起见,初中历史编制宜取混合主义,以全世界为纲,而于中国部分,特加详述;使学生对于本国历史,得因比较而益审其在世界史中之地位,似较分授之制为善”,从而提出采用中外合编的新编制。而在具体课程内容方面,初中纲要以上古史、中古史、近古史、近世史(至现代为止)为划分阶段,以专题形式,综合叙述中外各方面的历史,如上古史的“人类之起源分布及原始社会情形”、“中华民族神话时代之传说,及虞夏商周之文化”,中古史的“两汉之内政外交”、“罗马之兴亡”,近古史的“新大陆发现与欧人探险事业”、“明清史迹”,近世史的“近百年来欧洲大事”、“清末大事”,等等,内容丰富。

 

而在高级中学普通科中,文化史为公共必修课。1923年颁布的由徐则陵起草的《高级中学公共必修的文化史学纲要》(以下简称“高中纲要”)指出,“文化起于人心与自然的环境,及社会的环境之互感,其动力则出于观念之实现与开展”,认为“世界文化资料,可分为五类——宗教的、知识的、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研究之途径有四——活动、状况、关系、组织”,总括为“生活一体”;并强调“本学程注意研究世界文化之源头,及其同流交感之效果”、“本学程以说明世界文化之性质,及现代文化问题为主旨”;然后以“文化”为线索贯穿整个人类历史,以文化为专题,中外历史合编 ,制定世界文化史课目,例如“第二课 黄河流域之地理及中国古代文化”、“第三课 尼罗河流域之地理及埃及文化”,等等。

 

下面对1923年的历史课程纲要的世界史观进行分析。首先,无论初中还是高中,都采取中外合编的形式,并指出“以全世界为纲”,关注的是全人类的历史,这样的世界史观可以称之为“全球观”,即世界历史的范围是包括本国在内的整个地球范围。这样,把中国历史融于世界历史,有助于审视中国在世界中的地位,也有利于在世界背景中理解中国历史。起草初中纲要的常乃德这样解释中外历史合编的理由:“一是历史的事实是互相联系的,二是中国历史在世界上自有其伟大的价值……。”[1]这样的课程设置具有世界眼光,体现了世界主义的教育理念。不过,此历史课程纲要在20世纪20年代也引起过一场关于国家主义与世界主义的争论。[2]可以说,新编制新观念是一个好的尝试,但还不完善,而且与近代中国的国情不太适应,强调世界性而忽视了国情,强调世界主义而忽视了爱国主义。

 

第二,虽然说是关于全世界的历史,虽然各专题各课目所涵盖的地区范围也比较广泛,亚、非、美各大洲都有所涉及,但似乎只是分别罗列展示各地区的历史,而很少谈到地区间的联系以及整个世界历史的整体发展趋势,从这个意义上说,该历史课程纲要所反映的世界史观属于“拼盘观”,即世界史只是各地区各国历史的拼凑。

 

第三,对某些地区的历史表现出有所偏重,初中纲要中就明确指出“于中国部分,特加详述”,这是由于1923年的历史课程不再单独设置本国史,所以在中外合编的历史课程中加重本国历史的分量也是正常;但在高中纲要中,总共设有116个课目,纯粹关于欧美历史(主要是西欧历史)的课目就有50个之多(而关于本国历史的课目才40个),其中希腊文化占了9个课目,罗马文化占了9个课目,欧洲中世纪文化也占了6个课目,而对于同时期其他地区的历史则只是简单提及甚或不提,这就明显地表现为“西欧中心论”,即把西欧看作是世界历史的主角,世界历史只关注西欧历史的变革,而忽略了世界其他地区的历史发展,使世界历史变成不完整的世界历史。具体的表现还有:初中纲要中的第92课,课目名称为“最近百年来世界史局”,但在后面括号中附带注明的只是“维也纳会议至普法战争”,这些内容可以说只是西欧关系史,虽然其对世界的影响也很大,但决不能完全代表近百年来整个“世界史局”;另外,高中纲要有关于“西欧诸国殖民于美洲及殖民时代之生活”、“诸欧在非洲之侵略政策”等课目,但只讲殖民、侵略,却不讲反殖民、反侵略,更不讲被殖民、侵略的地区原来的历史和文化,这明显就是从西欧的视角、经验和观念来考察世界历史,是西欧中心论的表现。因此,我们说1923年的历史课程纲要所反映的世界史观是以“西欧中心论”为主要特点的,是典型的“偏重观”。

 

第四,初中纲要主要讲的是政治史方面的内容,也有涉及经济、文化等内容;而高中纲要中的“文化”概念就尤其宽泛了,所以每讲到一个地区文化,都会设不同课目讲述其政治、经济、外交、思想文化、科技、艺术等内容,如关于中世纪欧洲就设有“中古欧洲封建式社会”、“中古教会之专制”、“道院之知识生活及经济生活”、“中古之都市生活及工商业”、“中古之建筑及其他美术”、“中古之大学”等课目,这体现的是一种“全面观”,即关注世界历史的多个方面多个领域。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1922年壬戌学制的制定主要是受杜威实用主义的影响[3],注重生活。而且新教育体制采用美式“六三三制”,中等教育实行分科制和选科制,兼顾了人才教育和就业教育的需要,初中历史课程属于社会科、高中历史课程分为必修和选修这种课程模式也是借鉴美国中学课程设置的结果,为适应这一变化,历史课程更加关注人类生活状况变迁和文化演进,尤其是高中纲要,明确指出“生活一体”,可以说这是适应时代需要的历史课程设置,重视生活与文化也成了这个历史课程纲要的重要特色。

 

1922年的学制改革,大体适应了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从而使民国学制基本定型。但历史课程设置同时存在不少缺陷,加上我国普通中学的学生的实际状况还难以适应跳跃式的变化,于是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又对普通中学的历史课程设置作了新的调整和修订。

 

 

 

二、1929年中学历史暂行课程标准及此后的几次修订

1929年,教育部颁布了《初级中学历史暂行课程标准》(下面简称“初中暂行课标”)、《高级中学普通科本国史暂行课程标准》和《高级中学普通科外国史暂行课程标准》(下面简称“高中外国史暂行课标”)。与1923年颁布的《历史课程纲要》相比,这次历史课程改革在某种程度上是向清末民初的历史课程设置回归,即仍要求学生系统地学习中外通史,只是以往中学不分学段,本着先中后外的原则,直线式的学完中外通史;而后来初高中分段了,则实行循环式设课,即初中阶段先学习一遍中外通史,高中阶段再深入系统地学习一遍。[4]这样的循环设课对后来历史课程设置的影响很大,其基本框架在新中国课程改革以前一直沿用。另外,1929年的历史课程标准包括目标、时间支配、教材大纲、作业要项和毕业最低限度等的规定,尤其是增加了教法要点,提到关于“善用讲演”、“采用纲要”、“注意比较联系”等历史教学方法等内容,对具体的历史教学有很大的指导意义。

 

1929年历史课程标准在课程目标上有了更全面的规定,如初中暂行课标的课程目标有七条,涵盖了让学生了解中外历史上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变迁概况的基本要求,并且体现了三民主义的教育宗旨,尤其强调“研求重要各国政治经济变迁的概况,说明今日国际形势之由来,以培养学生国际的常识,并养成其远大的眼光与适当的国际同情心。但同时仍注重国际形势下的中国地位,使学生不以高远的理想,而忽忘中国民族自振自卫的必要”。高中外国史暂行课标也有五条关于课程目标的规定,强调“教学外国史的主要目标就是了解现代国际的大势与国际重要问题的由来”,强调“培养世界观念”“养成博大的合作的观念与公正宽厚的精神”,并注意比较中国与世界,认为“中国的文化,在世界文化上,自有其卓特的成就”,但“欧美近世文化进步”,认为“世界还是强力竞逐的世界”,要“注意各国重要民族最近努力的途径,与中国民族应付世界事变的方策”。这是具有世界眼光的课程目标,有助于培养学生的世界意识。

 

下面,我们通过分析1929年历史课程标准的具体规定来探讨其反映的世界史观。首先,初中暂行课标明确规定“以中国史与外国史分别教授为原则”、“教材大纲即区分为中国史外国史两部分”,高中更加分为中国史和外国史两个课标,这样中外对举,有“外国史”而无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史”,不利于联系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而在具体课程内容中的条目设置也体现了这一点,即世界史教材大纲中没有讲中国历史的条目,这可以说反映的是“域外观”;不过课标中也提到“仍注意于相互之联络与综合的说明”、“外国史……仍须与中国史时谋相互的沟通与联络”,也就是说,虽然课程标准中中外历史对举,但也注意到中国与世界的联系,这也是比较进步的。

 

第二,教材大纲中的条目基本上只是分别罗列叙述各地区各国的历史,没有一个整体的综述,很少反映各地区、各国之间的联系及不同时期世界发展的大势,所以,仍然体现的是“拼盘观”;但值得注意的是,课标在“教法要点”中提到“注意比较联络”,认为“人类进化原是绵续不断的”、“实则历史虽是多元的,却也是整个的”、“从纵的方面看来,历史是一条不断的河流,从横的方面看来,历史也是一个包含各音的和音”,这些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整体观念,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第三,典型的“偏重观”,典型的“西欧中心论”,具体表现为:初中暂行课标的教材大纲在具体条目之前就有一个说明,明确指出“外国史虽兼及欧洲以外各民族的史迹,而仍以欧洲史为之中心”,具体条目之后又有三条说明,其中一条是关于历史分期的,认为“外国史既以西洋史为中心,也就是也欧洲大局为准,分为上古、中古、近世、现代四期”;高中外国史暂行课标在目标中也提到“各国民族的学术文化,也有为中国所不及而足供我们的采择者。尤其是欧美近世科学的进步,是中国民族所急应迎头直追的”。具体在教材大纲中,也是按照“西欧中心论”所设定的框架来编制条目,例如上古史、中古史和近世史的阶段划分标志分别为公元5世纪、公元15世纪,这基本上就是以欧洲历史发展的标准来划分的,并不完全符合世界其他地区(甚至是世界大部分地区)的历史发展情况;又如初中暂行课标的上古史部分有12个条目,其中讲希腊、罗马历史的就占了7个条目,四大文明古国并没有提及中国,而另外三大古代文明也只是各占一个条目,这样的课程内容比例很不协调;至于近世史、现代史则基本上只讲西欧史,其他地区的历史更少有一提了,似乎整个近现代只有西欧在唱“独角戏”;另外,中古、近世、现代等部分都是先写欧洲历史,再写其他地区的历史,这样的设置以及相关叙述容易给人一种错觉,即在这些时期,由于欧洲历史的发展,才导致其他地区历史的发展,欧洲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动力源。上述情况在高中外国史暂行课标中也有类似的表现,而这些都是以“西欧中心论”为主要特点的世界史观的体现,不少学者就曾经说过“1949年以前,中国人主要关注欧美国家,因此‘西洋史’这个名称又盛为流行,取代了具有较大内涵的‘外国史’,长期以来,非中国的历史都由一个模棱两可的概念‘西洋史’来表示”[5],“各大学所设的外国史课程绝大多数是西洋史,中学讲的也是西洋史。欧美以外国家的历史不受重视”[6]

 

第四,初中、高中暂行课标都在课程目标中指出要关注世界历史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内容,但在具体的教材大纲即课程内容中,虽然也有关于经济、文化等内容,但主要只是罗列叙述政治史方面的内容,而在政治方面,又主要讲资本主义这一线索,而很少甚或不谈社会主义和民族解放运动这两条线索,当然这也跟西欧中心论的世界史观有关系。总之,1929年历史课程标准虽然也关注到世界历史的多方面,但重要还是片面侧重某些方面,属于“片面观”。

 

1929年颁布暂行课程标准后,又作了几次修订。1932年,教育部又颁布《初级中学历史课程标准》(下面简称“初中课标”)和《高级中学历史课程标准》(下面简称“高中课标”)。与1929年的暂行课程标准相比,1932年的课程标准并没有根本性的变化,只是高中部分把原来的本国史课程标准和外国史课程标准作了合并,另外,课程内容的条目略为减少简化,但其课程目标并没有降低标准。初中课标规定“叙述各国历史之概况,说明其文化之特点,以培养学生世界的常识,并特别注意国际现势之由来,与吾国所处之地位”,高中课标则强调“叙述各重要民族之发展,与各国文化政治社会之变迁,使学生对于世界潮流之趋势获得正确的认识与了解”,这些课程目标同样体现了世界意识,而且眼界更开阔了,更加重视对“世界潮流之趋势”等的探讨。另外,1932年历史课程标准强调“应特别注重科学对于现代文明之影响”,这是第一次在课程标准中赋予科学这样一个重要的地位,反映了世界史观的一大进步。

 

由于1932年历史课程标准与1929年的暂行标准并无根本性的变化,所以其反映的世界史观与之前的也并无太大差别:例如,仍然沿用“外国史”这一课程名称,反映的仍然是“域外观”。又如课程内容中仍然以西欧历史为主,并以西欧历史发展的标准划分不同历史阶段,体现的仍然是典型的“西欧中心论”、典型的“偏重观”。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初中课标在每个历史阶段最后设有“本期结论”,在外国史最后设有“综论”,讨论“外国史与本国史之关系”、“外国文化与中国文化之比较”、“中华民族对于世界之责任”等问题;高中课标则在每个历史阶段最前面设有“上古之世界之大势”、“中古初年之世界大势”、“近世初年之世界大势”等条目,又在外国史最后设有“结论”,讨论“世界潮流之趋势”、“太平洋问题之紧张”、“国际现势下中华民族应有之努力”等问题,这样既注意到中国与世界的联系,又注意到探讨世界的联系与发展趋势,反映的是一种整体观念,是世界史观的一个进步。

 

1936年,教育部再颁布《初级中学历史课程标准》和《高级中学历史课程标准》,但这次的课程标准与1932年的课程标准几乎完全一致,只是在个别字句和极微小的内容上有所调整,所以在这就不详细讨论了。

 

 

 

三、1940年修正中学历史课程标准

抗日战争爆发后,我国大片国土沦丧,沦陷区的许多学校停办,国统区的中学教育也一片混乱。以重庆为临时首都的国民政府重新修订中学课程标准,并于1940年出台了《修正初级中学历史课程标准》(以下简称“初中修正课标”)和《修正高级中学历史课程标准》(下面简称“高中修正课标”),这次的修正历史课程标准是在抗日战争的危亡时期颁布的,所以带有浓重的战时色彩,符合了抗日战争这个特殊时代的要求。

 

初中修正课标首先是增加中国史的分量和授课时数,相应地外国史的分量和授课时数则大大减少,本国史与外国史的比例是5﹕1,并且降低了总的课程程度,教材大纲条目明显减少,要求简略,尤其在外国史部分,只设了16个粗线条的条目;更重要的是在课程目标中突出抗战的主题,如强调“叙述近代所受列强之侵略及其原因,尤宜充分说明,以激发学生复兴民族之意志与决心”、“叙述世界各主要民族之演化及其在文化上之特点与其相互之关系,以养成学生对于世界之认识,特别注意国际形势之由来与吾国所处之地位,以启发学生对于抗战建国责任之自觉”。高中修正课标也强调“使学生对于中华民族有整个之认识与爱护”、“启发学生复兴民族之途径”、“使学生对于世界有正确之认识,而近世科学之功能,帝国主义之发展,民族运动之大势,以及现代国际问题之由来,尤应充分说明,以策励学生研讨世事,探求科学,而努力于抗战建国之大业”。

 

与前面几次颁布的课程标准一样,1940年的修正历史课程标准仍然采用“外国史”这一课程名称。另外,由于外国史的内容被大大压缩,所以更加要突出重点,于是欧美历史理所当然占了课程内容中的主要地位,如初中修正课标关于外国史的16个条目中欧美部分占了9个,高中外国史的29个条目中欧美部分占了18个。也正因为课程内容压缩了,所以关于经济、文化等与抗战关系不大的内容也基本省略,而关于政治、外交等内容也自然占了上风,但即使是政治外交的内容也不完备,只是大略讲一下主要历史事件。还有,既然内容压缩,所以也就难以做到体系完备,所以外国史只是各个地区、国家历史或重大国际事件的罗列,连历史阶段都没有具体划分。总的来说,1940年的修正历史课程标准反映的是世界史观还是“域外观”、以“西欧中心论”为特点的“偏重观”、“拼盘观”以及“片面观”的综合。

 

四、1948年修订中学历史课程标准

由于是特殊时期编制的特殊方案,所以1940年的修正中学课程标准虽然适应当时的特殊情况,但本身却存在很多缺陷。于是,在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于1947年再次修订中学课程标准,并于1948年颁布《修订初级中学历史课程标准》(下面简称“初中修订课标”)和《修订高级中学历史课程标准》(下面简称“高中修订课标”)。1940年的修正中学历史课程标准由于抗战的特殊情况,对学生的程度要求方面比以前有所降低,内容也比较简略,战后形势虽然有所好转,但也还没有安定下来,所以这次的修订课程标准对学生的程度要求也并不高,课程内容较1940年的修正课程标准详细了些,但依然比较精简,关于课程目标的规定也简略抽象了很多,初中高中修订课标都只有简单的四句话,主要强调的是“激发学生爱民族爱国家的精神”,关于世界历史学习方面的目标是 “使学生明了世界各主要民族演进之历史及其相互之影响”、“明了近世文化之演进及现代之国际大势,确立我国对国际应有之态度与责任”。

 

这次的修订历史课程标准,仍然沿用“外国史”这一课程名称,在初中阶段采用的是中外历史合编的形式,但与1923年的情况不一样,这次是“将外国史设计混合于本国史内讲习”,在46个条目中,关于世界历史的条目只有16个,这实际上是降低了世界历史的程度要求。另外,虽然是中外合编,但在具体课程内容叙述中并没有合适的接合点、融汇处,难以反映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的联系,可以说只是中外对举。在高中阶段仍然是中外历史分别讲授,但世界历史部分的内容与抗战时期的差不多,内容还是相当精简。从以上可以看出,这次修订历史课程标准所反映的仍然是“域外观”的世界史观。其次,与抗战时期的情况类似,由于世界历史内容的压缩,所以更加突出重点,突出欧美各国的历史,可见还是典型的“西欧中心论”,典型的“偏重观”,例如高中修订课标中,关于中世纪的历史只有“中古时代的欧洲”这一条目;也更加突出政治、战争等方面的内容,还是典型的“片面观”。

 

综上所述,从1923年的历史课程纲要,到1929年的历史暂行课程标准,中间经过几次修订,到1948年的修订历史课程标准,其中反映的世界史观是以“西欧中心论”为主要特点的,表现为重视欧美国家的历史而忽视其他国家地区的历史,从欧美角度出发叙述历史,以欧美国家历史的发展为标准衡量整个世界历史的发展,如在历史分期上以欧美国家的重大事件为划分标志。世界史观的这一特点首先是与当时的时代背景相适应的,近代中国国力不强,国际地位不高,并且受到欧美列强的侵略,而欧美国家是当时世界最先进最发达的国家,所以中国人主要关注欧美国家,知识界上层也普遍崇拜欧美资本主义国家,视之为效法的榜样,而且受时代限制,当时人们也不可能有胸怀全球的抱负,即使个别先进分子有这样的抱负,但也不能影响全局,这样西洋史、“西欧中心论”自然取得了支配地位。其次也跟当时的学术研究水平相适应,当时欧美史学独霸世界史坛,中国历史研究和历史学科建设也主要学习西方,因此也引进了“西欧中心论”的观点,在当时“西欧中心论”是研究世界历史的指导思想。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与清末学制制订主要由朝廷官员完成的情况不同,这一时期的历史课程标准的制订有不少历史学家及相关学者的参与,如常乃德、何炳松等,他们对历史课程标准的制订做出了重要贡献,当然他们也会把他们的史学观念渗透到课程标准中去[7]。再者,即使在课程建设方面,旧中国的学制、课程标准、教材等,也基本上以西方为蓝本,这也是历史课程标准渗透“西欧中心论”的重要原因。

 

总之,体现“西欧中心论”为主要特点的世界史观的历史课程标准是与旧中国的国情密切相关的。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各方面都破旧立新,在教育方面同样进行了较大的改革,重新编订历史课程标准则是其中的重要任务之一。而新编订的关于历史课程的规定已经不叫历史课程标准,而是改称为历史教学大纲,它所反映的也是另外一种世界史观。



[1] 余伟民著:《学科教育展望丛书·历史教育展望》[M],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45页。

 

[2] 何成刚:《国家主义与世界主义——20世界20年代学术界围绕历史教育展开的一场争论》[J],《中学历史教学参考》,2004年第10期。

 

[3] 刘会:《〈壬戌学制〉与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理论》[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1期。

 

[4] 李帆:《简论民国时期中学历史教育的嬗变——以北京政府、南京政府先后颁布的〈历史课程标准〉为核心》[J],《历史教学》,2003年第11期。

 

[5] 钱乘旦:《以现代化为主题构建世界近现代史新的学科体系》[J],《世界历史》,2003年第3期。

 

[6] 齐世荣:《有关世界史学科建设的两个问题》[J],《世界历史》,2000年第4期。

 

[7] 金相成:《何炳松对历史教育的贡献——兼论〈初级中学历史课程标准草案〉》[J],《课程·教材·教法》,1994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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