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义在中国的诞生起源于外来的威胁，呈现了强烈的东方古老民族“抗争”与“赶超”特点。同一民族的人彼此的认同感在外部威胁到来时往往容易达到顶峰，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民族危机下，义和团运动时期民族主义在中国盛行，到抗日战争时达到其峰值，不同政治理念的人在异族入侵的巨大压力下暂时捐弃前嫌，共御外侮，拉起了民族主义的大旗，投身于救亡运动中。在此，民族主义是一种凝聚力、号召力、动员力。民族主义具有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自强意识和复仇意识，能够激发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和自尊心，能够号召、动员、凝聚本民族的力量奔向伟大的理想。
不需讳言，我国的舆论尤其是历史教育教学中严重存在着对民族主义的诸多混乱、迷失甚至误导，在理念、内容和方式上的滞后以远远不适应时代的要求。例如，近代以来的列强侵华战争，目前所使用的课本在介绍起因时远远落后于学术的进展，似乎给学生一种感受，在中外冲突中，自己永远正义有理，没有丝毫错误，外国人永远无理，他们该负全部责任。第二次鸦片战争缘起于洋人入广州城问题，学术界早就考证清楚了（详见茅海建《天朝的崩溃》），但教材仍袭旧说，迎合一再受挫的民族意识急于找回自我感觉的需要而无视公理。火烧圆明园的罪行到什么时候都应该受到谴责，但是，咸丰帝从拒绝公使进京到坚持要洋人行跪拜大礼，又下旨扣押英、法使臣及随行人员包括记者在内共计39人，在刑部大牢里折磨死20人，介绍这些火烧圆明园的诱因能充分了解事件的原委。讲到义和团，我们对于义和团滥杀无辜的暴行避而不谈，更不会谴责义和团无故枪杀无辜的洋人或教徒。极端民族主义从来都是战争的温床，十足的祸国殃民。应该说，香港的历史教材则相应的客观些，事实求是的描述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和广州反入城斗争的关系（见袁伟时《现代化与中学历史教科书》），同时也宣扬了爱国主义。
笔者以为，理智的民族主义价值判断有如下几点可供参考：是自卫性的还是侵略性的；是否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内涵；是否包含对其他民族文化的尊重和欣赏；能否跟上时代的要求；在坚持国格、人格尊严的前提下，是否具有自省意识和能力。唯有如此，才能在中学历史教学中学会如何在尊重普世伦理与国际准则的框架下，始终坚持“有理、有利、有节”原则，引导学生把握中外交往上的是非曲直，这样对于培养适应开放世界的中国新公民大有裨益。
二 回顾与现状
人们不应过于健忘，六十多年前，法西斯势力丧心病狂，将千百万民众拖入战争，战火蔓延到全世界，到处都有狂热的民族主义者施展着淫威。这场战争对世界和平与自由的破坏更是绝无仅有。今天的人们终于沐浴在和平的阳光里，人们将可以更为冷静地反思爱与恨、生与死。面对那空前的死亡，每个人都有责任进行最深刻的反省，惟有如此，才有可能使人们走出仇恨，将人道主义、追求和平的精神植入心灵，克服肤浅、狂热与偏执的民族主义。外国势力的长期压迫、现代化进程的挫折情绪、抗拒全球化的封闭心态和某些势力的鼓惑与煽动，培育了当代中国的极端民族主义思潮的肥沃土壤[1]。当年奉行“扶清灭洋”的义和团战士笼统排外而自食其果，最终悲剧性地成为“爱国贼”们所煽动的歇斯底里的民族主义的牺牲品。尽管西方殖民主义入侵所引发的民族主义救亡热情的确无可非议，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就是这样一种救亡图存的共同意志，但前车之鉴不可忽略。自不待言，东方民族的这种抗争是异常悲壮的。我们是在全民族同仇敌忾的基础上，实现驱逐外侮、保卫中华、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抗战的胜利是中华民族大团结的胜利。
棘手的问题还在于，冷战的结束导致一度被压制的极端民族主义取得了更大的释放空间。但是，当整个世界似乎更趋于一体化的同时，民族主义运动却愈演愈烈。当前国际社会的诸多麻烦绝大多数与民族主义问题紧密相关。从海湾战争、波黑危机，到卢旺达、乌干达、刚果等地的部族冲突，一直到阿富汗塔利班专制都触目惊心。极端民族分离主义的滋长，并被恐怖主义所渗透，给世界的稳定蒙上了阴影。最近，日本一些官员向中国提出了“改善历史教育”的无理要求，日本的一些媒体也鼓噪，中国历史教育中的爱国教育“催生”了“反日民族主义”，简直岂有此理，荒唐至极，不但不思悔改，反而倒打一耙。同时，一些中国国民特别是年轻一代在对日问题上日趋情绪化，缺乏冷静克制。民族主义，多少罪行假汝之名而行！针对民族主义教育的诸多误区，我们需要拷问自己，谁来为国民畸形的价值观买单？谁来为我们民族的将来负责？中国如何以崭新的大国形象立足于世界？这些是任何一个有良知的国人都应正视的问题。
为此，我们要优化历史教育，克服原有的历史教育中目标上存在虚化与结果上的低效现象。以往，爱国主义形式化、庸俗化倾向比较严重，鱼龙混珠，莫衷一是。通过简单式灌输，产生了这样的错觉即爱国需建立在敌视西方的立场上，书中流行着几个无形的公式：反西方=爱国，主战=爱国；反之，非此即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