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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琪安:历史教育的经济学思考

时间:2009-10-18 17:16:50  来源:彭琪安
 

历史教育的经济学思考

  21世纪是“知识经济”的世纪。美国《商业周刊》更具体地解释为Creative Economy(创造性经济)的世纪和Idea-based Economy(智源经济)的世纪。知识的资本意义日渐明朗,其中的历史教育没有理由委屈不堪——当然我们反对作践自己的庸俗放肆。“现在的问题不再是这个或那个原理是否正确,而是它对资本有利还是有害,方便还是不方便,违背警章还是不违背警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7页)。
    1.经济之岸
  两千多年前,司马迁在《史记》中指出:“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历史证明:“经济”是人类幸福之本,但是在利益面前,人类极易失去理智,制造无尽的经济灾难。
  马克思在《资本论》(卷—24章)中写道:“如果有百分之十的利润,它(注:指资本)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百分之二十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有百分之一百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如果动乱和纷争能带来利润,它就会鼓励动乱和纷争。走私和贩卖奴隶就是证明。”
  如果说市场、资本的运动是长江黄河,那么历史就是制约那狂涛的河岸。历史教育就是做一个勤勉的“河工”,负起维修、加固的责任,努力避免危险、减少代价,并在狂风暴雨的经济汛期指示最安全的出口。因此在市场面前,历史教育不应是“白头宫女说当年”般的郁郁寡欢。效法先贤的历史精神,历史教育何不到市场上寻求力量呢?数百年前的“知识就是力量”,数十年前的“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数年前的“知识就是资本”,这些真理均是经过了市场验证,才在价值追问上取得了“豁免权”。
    2.宽容的“经济向导”
  中国五千年历史中,自来就有由文教人员控制着运作节奏的传统。今天,经济主宰一切,经济问题成为社会辩论、政府行动的中心问题,历史教育成为政府“门房”里那慈祥而寡言的“老人”。
  当代中国的变化是快速的,前景看起来是迷人的。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现代化是在科学技术发展滞后、社会理性发育不充分的前提下进行的,所以在科技、经济发展中,特别要注意把人作为最终意义和最高尺度,大力倡导经济伦理、社会伦理、家庭伦理、生态伦理,使公正、正义、崇高、自由成为千百万人永恒的追求,使现代化始终不偏离为了人、关怀人、发展人、完善人这个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经济学家们关注着GNP(国民生产总值),它象征着我们的年收入、生活水平、健康状况及受教育程度。但是过分注意物质和数量,往往就会忽略我们的精神品质。有关空气污染、交通阻塞、治安恶化、心灵烦躁、市场失序、道德失衡、政治腐败等伦理和价值判断问题,是经济学家们争论不休的主要领域之一,这些本不该被轻描淡写的因素,如今成为全球一体化时代的重大课题。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金融行为学者——一门研究大众心理、恐惧心理、贪婪心理等金融投资行为的学问,决非偶然。现在我们可以确信:历史、文化、国民素质等等是可以决定经济的,人性改造是社会改造的根本之途,而社会改造理应从教育入手。可严重的现实是:现在很多时候不是历史教育在改造社会,而是不良社会风气在包围、侵蚀、嘲弄着历史教育。
  清醒的声音来自市场:如果说让没有经济学知识的人来治国就像让文盲来阅读诗歌,那么让没有历史意识的人来发展经济就像让瞎子来替明眼人引路。历史教育是国家民族教育大业最根本的部分,在中国的市场革命之先,应当有一场实实在在的道德教育革命!  

 
    3.课堂“义”“利”
  《史记·货殖列传》中讲:“礼生于有而废于无”、“富而好礼,富而仁义”,这与儒家“重义轻利”的价值观骇然相左,引起长达两千多年的“义”“利”讼论。
  向中学生开一门历史课程,这多像开一场商品交易会:交易会交易的是物质产品,关心的是交易增减清单;历史课程交易的是智慧之“利”和精神之“义”,老师关心的是学生成绩进退的数据。但是,如同交易会统计不出其对一时一地的经济究竟能产生多大效果一样,一个学期或学年的历史课程学习,对成百上千名学子的人性成长、对一时一地的社会发展,究竟带来多大的推动作用,也似乎是一笔糊涂账。
  如果以市场规则来观照历史教育,那么它绝对是最不合规则的“市场”:无视“顾客”的要求和实际需要,强“买”强“卖”,且“买卖”对象均由教材经教师指定;强制检测,一测定终身;依据片面的分数,强制“市场”排名,优胜劣汰,名优产品(学生)有“免检”待遇;历史教育的一切效益指标都在控制之中,“义”和“利”在应试意义上达到了高度统一:“学而优”则上大学,考上大学就是一切,所谓人文主义之类,在残酷的高考面前,是多么可怜的摆设!
    4.两个“市场”
  历史教育有两个“市场”:校园和民间,通俗的说法是:学校和社会。
  学校这个“市场”类似“国营经济”,依靠着政府垄断意识,将应试教育不断推向高峰——在这里,智慧、知识价值、价格均与升学及由学校等级规定的人才等级挂钩。为达到等级标准,教育活动以精确的观念复述为己任,这是一个典型的高投入、低产出的“市场”。在这里,历史教育呈典型的“边际递减”规律:学生对历史的兴趣和爱好随高考应试压力的加大而逐渐下降,历史教育的社会边际效用也随高考竞争加剧而逐渐背离其人文本质。
  在民间,历史教育则以百姓生活为铺面,历史意识和观念渗透在百姓的衣食住行之中,比如唐装、油炸桧(油条)、旧城老街等等。历史甚至跳出生活,被包装成现在时态在市场上作秀,比如清官故事、日本军旗裙事件等等。市场将现代人所能接受的所有美好的、新奇的、快乐的历史元素提炼出来,演绎成影视传奇、野史逸闻,创造着畅销效应、票房奇迹。
  或曰: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要出丑,此言不虚。历史生就了平民脾气,历史精神只有在百姓生活里才能显示其原始生活力,历史教育也只有把握时代脉搏,与人民共患难,与时代同呼吸,才能超越时空,激活人文基因。
    5.稀缺规律
  历史教育与经济活动最基本的一致性在于:二者都以稀缺资源为关心对象。经济学关心三个问题:生产什么、如何生产、为谁生产,其核心在于:物质是稀缺的。历史教育也有这样的三个问题:教什么、如何教、为谁教,其价值关键在于:现实社会的人文精神是稀缺的。
  矛盾就在于此:人文精神是历史矿脉最丰厚的元素,但却难以成为现实的财富,尽管现实急需这样的元素。内需巨大却又无法满足,这个难题,正是中国现代化诸多难题的一个缩影。比如关于诚信的问题,据称有43%的国人认为同任何人打交道都要小心。在影响我们社会的运作效率低下的许多因素中,诚信因素占了几何?
  想一想美利坚、欧罗巴各民族的人民,他们人手两本书:一本是《圣经》,他们的历史资本;一本是电话黄页,他们的市场工具。他们就那样直接而自然地把历史和市场融合起来,把人类的物质和精神都推向了最高峰。
    6.经济全球化与道德“格式化”
  21世纪伊始,古老的中国带着本能的警惕和清醒的自觉,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开始了与狼共舞的发展长剧,背景是世界经济衰退的阴云和天穹。
  中国是幸运的,“入世”谈判15载,看全了一幕幕“发展经济学”主导的社会悲剧:巴西、韩国、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以及最近的阿根廷、墨西哥。他们都曾信奉:发展和公平不可兼得,要想达到经济发展,必须牺牲社会公正。私有制,有人欢喜有人愁。
  中国“入世”之际,又逢世界经济“领头羊”美国遭遇“9·11悲剧”,人们意味深长地回忆起20世纪20年代末的大萧条,联想起珍珠港。有一种说法是,此次恐怖事件与经济萧条伴生,其根源并不在于经济学问题,而在于世界历史文化、政治价值观的冲突。
  公平公正、法制秩序、道德诚信以及利率、税率和选民率,这些考验过拉美和东亚的“试题”,这些如今让欧美列强也无可奈何的题目,如今摆在我们面前,成为评判我们的改革和现代化的“阿基米德支点”。是咬紧牙关按规则跨过去,还是违背规则拆掉栏杆“混”过去?答案只能是前者。
  问题在于:饱受历史苦难的中国人,在追赶列强的长征中,潜藏的小农素质,像汗水一样从现代化的各个角落冒出。我们急切需要的,是借助于世界先进的、成熟的规则重新“格式化”我们的道德习惯。历史教育就是完成“格式化”的最成熟的操盘手。
    7.看不见的手
  二百多年前,英国人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写道:“每个人都在力图利用他的资本,来使其产品能得到最大的价值。一般地说,他并不企图增进公共福利,也不知道他所增进的公共福利为多少。他所追求的仅仅是他个人的安乐,仅仅是他个人的利益。在这样做时,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他去促进一种目标,而这种目标绝不是他所追求的东西。由于追逐他自己的利益,他经常促进了社会利益,其效果要比他真正想促进社会利益时所得到的效果为大。”
  亚当·斯密是私有制和资本主义的杰出歌手,他被称为西方经济学的开山鼻祖,上述文字所述就是世界经济学界广为引用的“看不见的手”的原理。
  历史的“看不见的手”是历史规律,即历史的发展趋势;历史教育也有“看不见的手”——是什么在决定我们的教育方向呢?
  我们可以用亚当·斯密的方式来表述:每个历史教师都在力图利用他的学识及能力资本,以达到最好的教育效果,比如很高的升学率;他并不一定企图提高学生的全面素质,更不一定奢望提高社会全民的素质;他所追求的仅仅是得到学校管理者肯定的教育成效,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成就及快乐;他努力做了,而他所做的,正好是社会所要求他做的——社会责任,这就是影响历史教育方向的“看不见的手”!  

 
    8.人力资本
  亚当·斯密还是最早将能力视为资本的人。一般而言,人力资本是指存在于人体之中的具有经济价值的知识、技术能力和健康等质量因素之和。当代世界经济发展表明,在与物质资本及货币资本的相对关系中,人力资本的重要性在不断上升,并日益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核心因素。
  据不完全统计,2002年中国人力资源培训业收入超过2000亿元,增长速度在30%左右。按培训内容及收费标准计,由低到高依次为:知识类——技能类——态度或精神意志类。精神潜能类收费最高,以三五天一套课计约需10000元左右。国外更高:美国卡耐基每套课收费在7000美元左右,美国柯维的“高校人的七个习惯”收费为1200美元(约10000元人民币)。
  历史是人类人力资源的母体,蕴藏着人类精神、意志的全部元素,沧海一勺,就足以引发市场革命。由儒家经典到朱熹《四书集注》,由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到邓小平理论,由雷锋到雷锋精神等等,历史智慧以原子裂变的速度在增殖,因此历史价值及立足于此的“人力资本”是无以计量的。
  历史教育是国家“人力资本”原始积累不可或缺的过程。其中值得关注的是:现代化的“人力资本”以公民素质为灵魂,其增殖是否实现,决定于当时社会是否有科学的规则(观念)和开明(社会)的环境。当增殖受阻或“变质”时,要么是环境有问题,要么是规则(观念)有问题,绝不是单纯的时间、物质投入可以达到的。
    9.通货膨胀
  杰出的英国经济学家昂内尔·罗宾斯说:“希特勒就是通货膨胀的养子。”资本主义是一种文明进步,但在19世纪工人阶级以暴力革命反抗这种文明,在20世纪约翰·列农用摇滚歌曲来咒骂这种进步——根源在于资本主义仍然存在的不公平、不文明内因。
  当代中国由历史人文价值贬值导致的制度信念危机和公平、公正、诚信危机,让市场经济建设付出了(还会付出)沉重代价!以不择手段的物欲、野心、厚黑术为特征的反文明、反经济因素的“升值”,让整个社会付出的代价是惨重的:贪婪的占有、疯狂的掠夺、激烈的报复、高度的防范和警惕——这些都使社会运行的成本居高不下,甚至造成恶性“赤字”。当社会体制及其运作不文明的时候,人们就用不文明的举止、不文明的语言来宣泄。
  判断物质文明的升值与精神文明的贬值这样的“通货膨胀”的社会代价,是当代中国经济学的难题之一。历史精神的败坏,与经济理想的失衡,造成的是超经济的灾难:不计后果的投资、开发,导致生存环境的恶化,社会矛盾的激化,造成经济活动的低安全性、低效率,最终导致灾难。当代中国多少令人痛心的开发悲剧就这样上演着:历史遗产的过度商业开发,自然景观的人为破坏,工程建设的粗制滥造,长官意志下的短命“产业”,无处不在的权力寻租,严重无序的财富分配,等等。有许多还是打着历史的名义,比如“兼顾中国特色”“贯彻古为今用”。
  历史证明:大乱之后,历史便悄然登场抚慰浮躁的社会、受伤的心灵。在反思中,历史价值回升,与物质文明一起恢复、积累,直至走向繁荣。
    10.发展中的富余和短缺
  发展中的中国,最富余的是人力,而最短缺的是机会。
  巨量人口除消耗经济福利,更造成机会的极度短缺。一百多年前的英国人马尔萨斯在晚年作出让步,为我们开出除战争、瘟疫之外的另一种人口“药方”——节制生育,这也是我们的全民共识。
  而关于短缺,迄今我们历史的最精彩部分就是一部短缺史:以“吃了吗”代表的是食物及物质短缺的时代,以争食物、争繁衍为核心,无产者争零食、平民争饭碗、富者争饭锅、豪强争厨室,由此延伸的政治经济斗争。几人能知,以痛吃豪饮“享誉”世界的中华饮食文化背后,竟是如此辛酸的主页!由此我们不能不对改革开放额手称庆。
  由温饱而小康,今天我们面临着身份与社会机会短缺的挑战,这种短缺,影响了很多东西的市场价位,包括历史教育。经济学认为:个人在市场中作出的选择都是理性的、最优的;一样东西值多少钱,取决于人们认为它值多少钱。客观地说,历史教育价值并无人怀疑,应试教育也不是祸根,一切均在于机会的短缺。历史教育在社会资源的配置和社会竞争的适应方面,总是后手聪明,它无法满足人们的机会渴望,它无法帮助人们去抢占社会机会和提高社会身份,因此,它的一切人文教诲,一切改革、创新,就在市场上失去了基本的立足点。
  多年来,中小学历史课程教育成为学生眼中的“鸡肋”。我们不能指责学生的价值选择。面对市场,学生们不能不考虑选择的“机会成本”:历史专业内含着无限的社会“边际”知识,在高考中每取得一个算术级的成绩进步,都意味着要付出几何级的心智努力;比起数理化的学习,历史教育的边际成本过高,势必影响其高考选择。加上大学后高昂的就业机会成本,历史教育就更只能是他们梦中的学问了。对此,我们惟有在发展中,期待一个机会充裕的时代到来,无论城市或乡村,每个青年人都能凭自己的能力和兴趣找到一份自己的工作,而且社会地位一样体面,那个时候,历史将以其丰富的人文魅力成为最受欢迎的学问之一。
  以上所述,主张历史教育是一项“市场”工作,旨在提倡历史教育到现实发展中寻找自己的价值点,以达到学以致用。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任何市场都是需要用心去培养的;历史教育一点也没有例外。中国已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将面临转型阵痛,无异于“化走兽为飞禽”(黄仁宇),此时历史传统和文教改革是不可避免的一课。面对着历史和现实的不契合之处、改革发展不尽理想之时,历史教育充满愤怒和焦躁是可以理解的,坚持历史精神,我们仍应乐观其中。金子的价值也要良工巧匠的打造才能充分显现,人文精神更需要“良冶箕裘”的功夫,才能发挥陶冶人心的功用。至少,我们应看好我们拥有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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