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关于史学的研究方法
中华民族具有丰厚的学术积累和诸多治学方法,五四运动以来又从欧美日本传入实用主义、马列主义等,差不多都被用来研究历史,遂使今天研究史学的方法多种多样,学者们也大有选择的余地。应该说,这些方法都有它的合理性,都有过它的辉煌,都有自己的名人名著。然比较而言,在这些研究方法中,应以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方法为最优。 我这样讲有两方面的理由,一是在理论上,它吸收和综合了古今中外研究方法的精华,一是在实践上得到证明,其中既有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创始人的实践,也有作者个人二十几年来从事史学研究的切身体验。
实事求是是个古老的提法,最早载于《汉书·河间献王传》,称刘德“修学好古,实事求是”,清代考据学家曾以此为治学格言。他们高张汉学的旗帜,与程朱理学拼死争斗、相互讦难,并在乾嘉时期称霸学坛,创造出自己的辉煌时代。曾国藩是一位晚清时期学兼汉宋的理学家,主张兼取各家之长,认为“事”就是“物”,“求”就是“穷”,汉学家的“实事求是”与宋学家的“即物穷理”是一致的。这样,他就将这势不两立的两大学派的研究方法统一起来,虽未必能为两派学者所接受,但对他来说却是兼两家之长,创造出一种新的研究方法,且对汉、宋两家而言,都是一种超越。因为提法虽然略同,但汉、宋两家的治学实践却各有自己的长短偏好。汉学家重证据而轻理论,他们所说的“是”归根到底还是事实。而理学家则重理论而轻证据,他们所说的“物”归根到底还是“理”。毛泽东则更进一步将这一古老的说法与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对实事求是作出新的解释:“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求”就是研究,“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这一说法与马克思的治学方法是一致的。他在谈到《资本论》的研究方法时曾说,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可见,经毛泽东重新解释的实事求是的研究方法,在理论上是可以成立的。
从实践上说,马克思曾用这一方法完成《资本论》的研究,揭示出人类社会,尤其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从而奠定了马克思主义整个思想体系的理论基础。毛泽东曾用这一方法研究中国问题,从而揭示出中国革命的规律,开创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将中国民主革命引向胜利。而我个人的实践虽然与之相比微不足道,但于自己对实事求是这一研究方法的信心的建立,相对而言却更为重要。二十几年来,笔者一直在自己的史学研究工作中坚持实事求是态度,运用这一方法,虽然为此付出巨大的代价,所出成果不多,但所幸这些著作与论文大致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未因事势的变化而引起学术价值的涨落。
至于二十几年来从事史学研究的体验,似乎觉得人类历史确有规律可寻,而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方法也确有可取。我在研究中发现,历史人物的主观与客观之间,存在着一个由此及彼的桥梁,那就是他们对利益的追求。只要抓住这一点,就可以通过他们的个人言行,追索到其背后的客观必然性。因为“利益”只有大小远近之分,个体整体之别,小到一人一事,大到一个集团、一个阶层、一个阶级,乃至一个民族,无不为自己的利益而斗争。作为社会中的一个人或一群人,尽管其思想千差万别、反复多变,但殊途同归、万变不离其宗,总不能脱离上述规律,总不会甘为他人做嫁裳。我把这一发现称为“利益原则”或“利益法则”。它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是一致的,但从具体言行入手,可避免公式化之弊;既可用以作阶级、阶层分析,也可作派别、集团与个人分析,故使用面更广、精确率更高。又因它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方法,在长期的研究实践中发现的,故更合乎实事求是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则。多年来,我曾用此法破解过研究过程中遇到的不少难解之迷,可以说屡试不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