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史学的功用问题,现在依然受到这样或者那样的质疑,对现实社会的作用也并不明显。就史学研究而言,论著的数量、发表刊物的层级,受到太多的强调。论题的选定,则会受到这样或那样的非学术的影响。大陆申报国家研究性课题,要看你研究了以后,除了学术上的意义之外,还会强调对我们的现实社会的或未来的发展有无帮助,而且还强调在很短的三两年内完成。
答:我想这是不正常的。在台湾,研究一个历史的课题,不会有这样的要求,这样设计,是不了解这一学科的特性。我想这一方面要编织一些远景,一方面就是要看学校的有力人士或学者,是否有办法去抗拒此一不合理的规定。北大的一位年轻副校长到中国古代史中心讲话,说:“北大不必跟教育部或其它单位的要求看齐,不必追求文章的数量、级别等。要就要做最好的最好,北大的研究者要做的就只是尽量做到最好。”
问:北大等极个别一流高校有此魄力,别的院校大概都不大可行!
答:这种魄力要传染给其它的学校,要敢直言,文科就是如此。在台湾、在日本,一个研究计划,要做一两年或如何,不会问对现实有什么贡献。像我以前负责汉籍资料库的工作,每年有五千多万字的产出,我也不会强调,这样做有什么贡献,做就是做,知名学者应该出来为学术发声。
历史学要培养思辨能力,不是培养如何找工作。如果单为谋职,那哲学系就不必存在,物理系、数学系也都有危险。除了做研究以外,大学也是一个培养人格的神圣环境。对实际的知识有兴趣之后,能自甘于淡泊的生活,也是一种生命的体认。价值不完全是用创造多少生产力来评断,整个社会如果全部都投入创造生产力,没有人思索物质之外的问题,还是会走上歧途的。社会有能力,也有责任供养一些虽然没有物质创造力,但有智慧的人,负起传承文化、研究学术的使命,好比社科院、大学教授、研究员等等。我觉得生产力是很难用某种单一标准去评断。有创造性、有现实意义的学术论文、作品,影响的人多深多广,假设像胡适、陈寅恪这样的人如果都不要了,是不行的。
第二,学历史的人不要那么悲观,虽然环境不好,但好坏都是相对的,台湾这两年尤其明显。本来人文学科在没落之中,农学院也不很好,但这两年农学院就更糟糕,因为现在有生物科技、遗传基因等研究出现,如农学院不挂上生物科技的招牌,就跟另外一个文学院一样,甚至比文学院更惨。文学院可以当老师,农学院不行。他们所收集的那些动物、植物标本,和历史文物一样,在日新月异的环境里,根本不受重视。所以用相对的角度来看,其它学科没落的幅度比文科更大。历史其实从来就没有兴盛过,不是从今天才如此。
严耕望先生曾说,他们那时候的环境(20、30年代),如果要救国最好还是学理工科,只不过我想是因为当时的整个社会、政治环境,从中国大陆到台湾都因为百年来的发展,民族意识抬头,历史和民族意识结合在一起时,好像成了能估量效用的学科。很难说这是对是错,但是如果能够抛弃狭隘的民族意识,从多元、健康的途径看待,历史没落不见得是坏事,只是让历史回归和其它学科自由竞争的环境中。台湾当初要删减历史学分,所有的学历史的人都反对,我那时也反对,但是回过头来想,这二十年来大陆、台湾的社会变化有多大,高中的老师、学生要面对多少问题。现在整个社会的教育环境,要减少钟点,可是问题加多,法律知识、社会安全、科技信息等,很多都要通过教育系统去建构,也得通过教育系统告诉年轻一代他们可能面临的危机,如果不减少原有学科的课量,如何能容纳这么庞大的信息。历史教育没有我们这么多争论。美国的状况我不清楚,我没有去考察中学教育。我想大学教育与高中教育有关系。像日本他们现在是西方的力量很大。东亚社会有一个共同的现象,就是考试制度。现在觉得考试制度对国民的能力养成有些问题,所以就尽力想创造一些综合课程,让学生和老师自由地安排有创造力的课程。我们去访问的结果,各中学的同学、家长想没关系,你的综合课程,挪了几个小时,晚上学生就到补习班再去补习。家长还是关心学生要升入哪个学校,这是一个非常矛盾的现象。
在我看来,中国史研究仍在国际间占有位置,是因为中国问题被认为需要严肃地看待,需要了解这个国家,了解这个民族转变的过程。对于其它国家而言,中国是生面孔,所以会投入很大的心力,试图去了解它。但是中国发展到一个阶段以后,大家了解都差不多了,除了经商、政治、交流或其它因素,纯粹学术部分,他们不会投入更多的人力,因此历史教学与研究的提高,仍是学者要从自身着手,在训练、方法上认真改进,自助而后人助,才能被重视。
(原载《历史教学》2006年第四、五期;感谢刁培俊先生惠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