刁培俊：学科整合、国际化趋势与数位化时代的史学研究与教学——著名学者黄宽重先生访问记（上）

一

问：黄先生，您好，您是我钦佩的前辈学者，在宋史研究、电子文献的数位化以及推动宋史研究的国际化进程中，都做出了极大的努力，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就，为学界，尤其是我们这些青年学者所崇敬。这次能有机会访问您，并再次聆听您的教益，我感到十分幸运。那么，先请您从生长和求学经历谈起，可以吗？

答：我出生在台湾宜兰的乡下。从小家境非常艰苦，要做许多劳力的工作，也想了很多自谋生活的方式。上高中后，对社会很关心，想要改造社会，所以参加台湾的一个学生社团组织——中国青年自觉运动推行会。从高一到高二，我花了很多时间做一些社会服务的工作，从宜兰中学的总干事，一直当到宜兰分会的会长。因此忽略了课业。到高三，才又认真读书，后来考上中兴大学。

我是中兴大学历史系第一届的学生，曾担任历史学会的总干事，经常要协调同学之间的关系，也成立了一个社团。现在回想起来，这些经验是很可贵的。

我之所以对历史感兴趣，主要是在求学过程中，很多老师对我有不同程度的启发与影响。大学时期是我学术的启蒙期，当时受到孙克宽、李毓澍这两位老师的影响很大。我的家庭环境不好，为了赚钱，寒暑假就去打工，做盖房子、挑沙子、砖石等苦力的工作。李毓澍老师为使我专心读书，让我在暑假去中研院当他的助理，不仅获得经济支持，也有机会看了许多学术专著。

我学宋史则是受孙克宽老师的影响。他是一个典型的老学者，善于利用典籍文献处理历史问题，提出看法。他批改学生的报告很认真，会从大问题到小问题，一字字地琢磨。我记得当时我曾写了一篇关于宋元襄樊战争的报告，他觉得不错，叫我修改后，帮我寄到《大陆杂志》。这篇文章的刊登，对于一个大学生而言，是极大的鼓舞。因为《大陆杂志》是大学教授进职、升等和申请各项奖励的一份重要期刊。后来我报考台大的研究所，这篇文章也有很大的帮助。

我在研究所时，读书算是用功的。当时的台大继承了一些北大的传统，视野和信息比较开阔，对我整个学术生涯影响比较大。在这样的学风下，学生较有自信，讨论的问题较深刻。当年台大史研所定期举办讨论会，形成集体讨论问题的风气。我觉得我的学术成长，固然从师长那里获得许多帮助，然而自同学之间的互相接触、切磋中获益更多。

到台大后，选指导教授这件事，也影响我日后的学术方向。中兴的老师认为，找年轻的老师，对我未来的帮助更大，可以找王德毅老师。王老师很高兴，答应了。但是，那时他还是副教授，王老师自谦恐怕自己资历不够，要我再去找陶晋生老师。这两位老师的个性差异很大。王老师娴熟于史料，对学生的报告，文献的标点都会加以订正，相当认真。陶老师则受过西方的训练，会提出文章思考逻辑、结构概念等大的意见。我觉得我很幸运遇到这两位老师，他们始终没有给我任何压力。这是很难得的。

我的求学阶段，还有一个重要的学术经历，就是参与《食货》讨论会。1976年“食货讨论会”开始推动，这个讨论会对我们这个年龄层的朋友是很难得的经验。刚开始不到十个人，后来渐渐增加到二三十个人。当时我是联系人，会议三十五天举行一次，每个人都要把报告的稿子写好，由一个在出版社的朋友义务协助，我们交钱，他替我们刊印。在这一过程中，我体会到学术交流的益处，老师和学生的互动只是成功的因素之一。老师有时无法真正了解学生，甚至仅能了解一小部分。一来可能老师很忙，二来也可能是学生会特意把最好的一面拿给老师看，拿出来的文章，都是刻意挑选过最好的文章。然而同学之间就不一样，好坏都看得见，所以我常常觉得从同学这边得到的砥砺更多。老师有时顾及到学生的自尊，甚至自信，话往往不能说得太重。同学间是平辈，想到问题就讲，比较直接深刻，而且研究的断代、主题各不相同，一起讨论可以彼此激发一些问题。因此，我觉得我们这一代的学术成长，很多是同学之间互相激荡而来的。感觉上，大陆在相互讨论，或是不同断代主题间的交流这方面似乎比较缺乏。所以我最庆幸的，就是在博士班五年半时间里，参加《食货》讨论会的经验。当时我们都很年轻，大家一起成长，弥补了各自的不足，是我学术生涯中最愉快的时间，大概也是最用功的一个阶段。

我的这个经验，也许对大陆年轻一代文史工作者的研究发展会有帮助。我的日本友人宫泽知之，是著名的宋史学者。我与他聊天时，曾谈到他在京都大学，从大学、研究所开始就有五六个好朋友。他们彼此讨论未来的研究方向，约定以后每年都要一起讨论学问上共同的问题。虽然他们分散在各地，或教书，或做研究。但每年也许三四天，也许二三天相聚，轻松谈论一年来的研究心得，交换意见，数十年不辍。这对他们自己学问的发展有很大的帮助。那种经验在台湾是没有的，像这样几十年的时间里，大家约定时间、一边讨论一边玩，这种密切的感情接触，互相共处，真诚地交换意见，相互砥砺学术的经验，相信对于一个学者一生的学术成长是富有意义的，值得学习。

二

我在1979年进入史语所。先是担任史语所傅斯年图书馆主任，1992年11月担任历史组主任。1993年9月，借聘担任新竹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所长两年后，回到史语所，接着又担任行政工作，副所长、所长。从那时候开始，一直到去年（2003年10月）才正式结束行政的工作。行政工作是相当不同的体验，对我而言，十三年中牺牲了很多读书的时间，直到现在都有一种很矛盾的心理：一个人到底要做研究，还是做行政。从今天的角度来看，也许只选择其中一条路会做得更好，但是也不尽然，这还是取决于人的个性，而我两样都做，就非常辛苦。在研究上，我每年写的文章不少于一般单纯从事研究的人，透支了很多时间，白天、晚上，甚至连周末假期都没有，付出了许多健康；但研究成果仍与自己的期待有距离，我到现在都不确定是否值得。然而外界却不会因此以较为宽容的态度来审视这一切。其实，我对此一直感到焦虑和不安，究竟学术研究与行政之间该如何选择。

因研究之故，我和外国学界的交流比较多。读硕士时，有机会跟外国朋友交流，这让我了解到外国学术状况。当时台湾大学有许多外国留学生，包括美国、韩国等地的年轻学者。年轻人比较容易建立友谊，彼此互相了解，关系比较长久。

1982年夏天，我服完兵役回来，开始参加国际性的学术活动，出国访问。当年我所发表南宋与高丽关系的论文，受到学界的重视，张存武先生推荐我去韩国的翰林大学作短期访问，我于1984年9月到10月之间赴韩，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出国。回台湾之前，我在东京停留十天，除了研究之外，也接触一些日本学者，从中对东京大学等校的学风有更深的认识。当年12月，香港举办第一届国际宋史研讨会，台湾五个代表跟大陆六位前辈在香港见面，这是两岸或国际的宋史学界重要的里程碑。

会后，刘子健教授鼓励我赴美从事研究。在他的推荐下，我得到傅尔布莱特的奖学金，1985年夏天，我到普林斯顿大学的东亚系进修一年。当时有许多香港、台湾的留学生，如黄清连、朱鸿林、柳立言等人在那里攻读博士。刘先生每周四邀我们去他的研究室聚会谈话，名为“烟民同乐”。他也特别安排我参加亚洲学会，并请他的朋友安排我访问威士康辛大学密瓦基分部。我从刘子健先生那里感受到学界交流的重要。如果前辈学者能够鼓励、安排交流，对后辈会有许多好处。

返台后，我在1987年升为研究员，那时是史语所最年轻的研究员之一，以后每年都有机会参与筹备或出席各种会议，如第二届汉学国际会议等。我也曾协助张存武教授，担任韩国研究学会的总干事。这段期间，我大概每一、两年就到韩国研究或参加会议。1992年、1993年，我到美国哈佛燕京学社做一年的访问学者。1993年春天到德国慕尼黑大学做了两个礼拜的访问。当时，一方面自己在学术上比较成熟了，一方面与其它学者的交流也较多。那一年，我们全家人一起到波士顿，有很多机会跟哈佛大学的教授和访问学人来往，大陆的访问学人都是单身，经常在我家聚会，我楼上住的则是日本学者，彼此成为很好的朋友。这一年的访问学人经验，使我和大陆不同学科的学者有多方面的交流。

谈到与大陆学者的往来，1984年10月，在东京见到姜伯勤教授，是我第一次跟大陆学者见面。那年12月，我在香港跟邓广铭先生等六位宋史前辈见面。从1989年起，大概平均每年总会到大陆一次，但我所接触的大都是宋史研究者，拜访的人较为固定。

1996年，我参加了宋史年会，对大陆宋史学界的整体状况已有大致的了解。透过宋史年会，我也观察到一些新议题、新的年轻研究者的出现。到了2004年，我又在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任教，因此，对于这里的老师和学生，大致有比较深的了解。

三

问：我们知道，您和陶希圣、陶晋生父子关系深厚，而且长期负责《食货》复刊后的编辑工作；在陶晋生先生和您的推动下，《新史学》杂志如今已成为国际汉学界普遍认同的期刊。请你谈谈您与《食货》和《新史学》两种杂志的前前后后。

答：我去编《食货》，跟我的指导老师陶晋生有关。当时，我只负责《食货》的编务，从来不去管钱的部分。陶希圣那时虽然淡出政治，但在台湾还是很有影响力。我在《食货》十四年的时间里，陶晋生老师去美国教书，陶希圣先生是唯一的老板，经常需要向他请示关于《食货》编辑的事务，因此与他维持不错的关系。

复刊后的《食货》其实完全是靠陶希圣先生独立支持的。我亲见陶先生卖了两栋房子，以支援《食货》和它后来的开销。关于这些，我曾写过纪念性的文章。

陶希圣先生辞世后，因种种原因，《食货》关门了，我们就着手筹划成立新的历史学期刊。我们那时抱着简单的想法，认为现在台湾年轻的一辈史学者起来了，应该大家合作，自力更生，而非靠某个人或单位来支持。所以，当时参与者决定由自己捐钱，同时也向学术界募款，由杜正胜和我们几个发起。至于行政事务工作比如办理登记、印刷，差不多都是由我来做。我觉得《新史学》的经验对我而言是很可贵的。由于《新史学》完全由我们学界自己来做，因此，得以维持《食货》的一些传统。比如从邀稿、审稿、校对、出版等所有的工作都是我们自己做。第二个就是建立了严格的审查制度，不管任何人都没有私人关系。我虽然挂名社长，但我的朋友寄过来的稿子，我一律交给当年的主编处理，从来不过问，也自认为不应该去过问。这是从《食货》以来维持的一个传统。

但我们跟《食货》也不完全相同，我们采取轮流编辑制，由五个人负责当年编务，并从社员大会选出当年及次年的主编，当年主编选三个人，与次年的主编共同执行编辑业务，这样可以有传承，因为有些工作有延续性，需要传承经验。编辑群可以规划新议题、出刊专辑等，这些都是很可贵的经验。当时除了自筹款项外，还有一个出版社认同我们的作法，每年赞助一笔经费，前后达五年，但不愿意挂名。不过第四年以后，因为《新史学》办得不错，几乎年年得奖，获得政府奖助经费，到现在不但不虞匮乏，原来规定会员每年要交6000块新台币，也不再需要了。我们共同的想法就是把一份学术刊物办好。我想，能秉持学术原则，建立较为健全的体制，相对严谨的审查制度，是《新史学》所以能办好的关键。

四

问：接下来请您简要介绍自己治学的大致范畴和特点？

答：一个人做研究、写作和他的个性、学习方向有绝对的关系。我到现在大约发表过100篇左右的文章，如果要说我的写作有没有什么风格，我想应该说是务实，我自认没有能力去谈那些大的思想史或理论；但我也不是那么单纯要求精细的史料整理。有些地方虽然看起来是史料整理，但并非纯以考证性论文为主。所以我想我的文章大致上是属于中等类型，而这正反映我的个性和治学方式。

我的学术研究，现在总结起来，比较关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是学术史回顾，比如两岸宋史、或宋代资料出土整理的情况，然后对自己下个研究的现况进行检讨，看看别人的现有成果，自己下一步能提出什么新的想法，算是基础工作。第二，我比较注意版本的问题。透过研究一个个实际案例，除了发现文字缺漏，也可能发现版面衔接错乱的问题。这些有助于提醒人家，使用这些资料应特别注意的问题。第三，我比较注意政体变动下的人物，尤其是政治社会的边缘人，像归正人、武人，他们的处境和心态的问题。第四，讨论地方武力、地方势力的出现和发展，以及中央和地方互动关系。这是要响应从前“宋代是中央集权社会”的说法。我觉得，中央集权是宋代为了结束五代以来一些实际政策的对策，这对策在整个宋朝是不断变化的。好比南宋为了政权的存续与发展，一方面有和战的政策，一方面则承认甚至认同了地方势力，中央和地方便出现了新的互动关系。第五，是中韩关系。主要是关注10至13世纪之间，当中国的分裂使东亚社会出现二元政治主体时，周边政权如何看待中国的政体变动，采用什么应对策略，而中国的宋或金又和这些周边政权处于怎样相对应的关系。第六，讨论家庭、家族和社会。之所以会研究中层士人家族，一部份是想响应国外汉学界对社会流动、婚姻关系、家族的发展策略等问题。我刚开始进行中层地方武力、中层的士大夫家族的研究，而最近我的注意力就放在基层社会方面。家族合作推动了一些地区性的社会文化工作，同时也带动社会的变化，而这很可能正是明清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因此，我想观察政治的转变对基层社会有什么影响，也希望进一步了解宋代以后，中央力量逐渐渗透到地方基层的过程中，为何又反引发出基层势力的兴起？这中间的转折变化在哪里？在我看来，宋徽宗时代是宋代的政治力和社会力变动的关键时期。

纵观我的研究的几个面相，几乎和学术主流没什么关系，既非跟随，也非特意回应。除了家族研究以外，我的研究方向多半是自己兴趣所在，观察的角度，带有比较强烈的个人色彩，因此，在我的研究中大概多少都带有一点寂寞的感觉吧。我想，真正看我文章的人不多，又或者是看了我的文章而能理解我想法的人也不多。但最大的好处就是，我写过的东西不会让人觉得是抄袭。同时，我只讨论我自己的研究的内容，从资料出发比较安全，不会出大问题。当然，我也希望有一些议题，自己做过之后，别人就不需要再重做了。

我的硕士论文《晚宋朝臣对国是的争议》，讨论中心是和战、边防和流民。做了这个问题之后，就发现那时南宋研究得很少。我觉得以往的宋史研究，都是探讨北宋的历史，南宋大都很简单地跳过去。直到现在，大陆的宋史学界对南宋的关注还是不够，我自己觉得南宋的研究还应该加强，从多方面深入研究。我想我的工作是希望能够补一些宋史研究的缺失，无论是重北宋忽略南宋，还是过于重视政治主流人物，或经济性的资料，将这些材料孤立使用，漠视了他们特殊的时间条件。

问：请问，您所研究的领域涉及南宋军事政治史、基层社会史以及中韩关系史、版本文献考订等，您学术研究的课题是怎样生成的？

答：我讨论问题的方式和别人有一点不一样，我的文章很难界定为什么史。地方武力不是军事史，实际上是介乎政治史和社会史之间，是社会力量和政治力量之间的关系，只不过用军事组织的方式或军事问题的方式表现出来。我想，很多历史现象不是单一的某个领域，社会史或政治史的，而是一个综合性的问题。历史就是比较多方面的、综合性的。

研究的过程中，除了看到研究时代本身的一面，往往也从现实看到历史，这种状况反映在我写南宋归正人的时候。从归正人看到，和战双方关系紧张的时候，需要一种人来强化己方政权得人心的形象。北方的金人到南方，被视为中原人人心归向的表征。因为政治需要，让这些人得到很高的待遇，但同时也对他们有种种限制。中韩关系、归正人这样的例子说明，很多得自现实世界的观察、体验，回到历史里，看得更准。我研究地方武力，也有它的背景。我常在闲暇时看些闲书，看了民国初的一些传记，有一本《袁世凯窃国记》，讲袁世凯时代河南地区有一个地方性的组织，也看到台湾有人写明末清初很多地方性武装，最后看到大陆出版的沈醉回忆录，谈到抗战时期，湖南常德那一带还有许多不是国民党政府控制的地方武力。我就想，已经到了20世纪，都有这些大的地方势力存在，难道宋朝没有吗？有这个好奇，觉得不可能没有，便回到历史中，观察诸如此类的经验，或许解释了我看宋代社会切入点和他人不同，而却又自有发展性在其中的原因。

问：那么，接下来就请您详细讲讲您自己在各个领域的研究心得吧。最初您为什么选择南宋史作为研究的方向，又是选择的是军政史，其中原因何在？ 

答：我对南宋史的研究，从《宋元襄樊之战》开始。当初发现，南宋晚期的问题很少有人探讨，所以我在硕士班的时候，就决定以南宋晚期为研究中心。开始从年谱做起，积累了对南宋晚期政局变动的了解。我对南宋的关注点第一个阶段是政局变动，与随之而来的若干重要问题、人物、措施。第二个阶段，是南宋变动的环境里，变动人物所呈现出群体势力之间的变化。后来，就发展向其中的地方性议题，牵涉到地方武力、地方势力等。

我觉得军政是一个朝代研究的重点，影响一个朝代或影响历史变化。从现在观点来看，军事、政治上的作用，对政策的决定与政局导向影响很大。然而以往有一段时期却被视为是缺乏学术意义的，宁愿讨论典章制度的这一面，而不把军政纳入影响历史发展的变动中看待。这是我和别人不一样的地方，而且就南宋而言，其生存发展最重要的就是政策和军事力量。因为南宋不像太平盛世，必须要维持固定的国防力量、边防措施，并维持一定的经济实力。外交政策上，也常常为了国家的发展，在和战之间需要做不同程度的调整。南宋的特殊的时空因素，使得军政变得更为重要，但这个议题却长期被忽略，所以我希望能特别强调它。

问：当初，您是怎样开始思考南宋时期抗金的义军，怎样思考并展开对南宋时期地方武力、民间武装势力的研究的？

答：义军和一些地方武力的出现，是南宋的时代特色。两个政权对峙时期，才会出现义军这样一个地方武力；宋廷为了国防的需要，在不同地区也出现了民间的地方武力，或武装力量。南宋的地方武力在宋金交界的两淮、四川一带形成以山城与水寨为主的防御，以及为对付走私贸易而成立的地方性军队。这些势力的出现都与南宋的立国条件和当时的环境密不可分。南宋为了安全和国防保障，取得财政上充分的资源，从而打击背离财政政策的走私贸易，因此，催生出这批地方武力。这样的状况跟立国条件的关系很密切，因此地方武力、义军，跟南宋的政局，跟南宋对金的和战关系紧密交织。再者，宋金关系紧张时，地方武力、义军被宋政府视为抗敌的资源。但当双方缔结着和约，和解时代的来临之后，政策又随即转向，所以让北方的老百姓和义军感到政策的摇摆不定。从金、蒙古、宋的对峙可以看到，地方势力、地方利益的考虑其实是一个整体。由历史发展中我们了解一个朝代从中央到地方的状况，可以说历史上并无真正所谓的中央集权，或至少不容易有长期性的中央集权。到了某个阶段，地方势力就会逐步发展、壮大，政府会采取利用、控制或承认等种种应对策略，这些方式又时常因外在因素的转变而发生质的变化。

这样的观察，纯粹是从武力结构、军事变化、政局变化上讨论。如果从地方的社会文化来看，其实基层社会中，地方文人的角色，在促进中央和地方的沟通上还是有一定的作用。南宋读书人有两种性格，既有个人追求仕进、经世致用的精神，又和地方密切结合，有强烈的地方关怀。正因为知识分子的双重性，其双重考虑反而能形成社会长期稳定的力量，即便面对朝代嬗递的冲击，当地人组织地方武力，以对付外来的侵略者，熟悉环境的优势，在相当程度上可以维护地方的安全，但是这种武力装备不足，没有强大的武力，只能防御性的守御，或是孤立地据守在某处，像四川合州的钓鱼城，不容易形成大的抗敌力量，只能补充正规军的不足。

我觉得两军作战真正的主力还是正规军，非正规军仅能弥补缺漏。地方武力有明显的个人色彩、地方色彩，有孤立性，某种程度上还有排他性，不容易形成集体力量，因此它的历史作用是局部的。之所以做这些研究，是因为以前的研究大概都忽略了宋代这一类的角色，我想宋代跟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都一样，甚至和现在的状况都一样。这种力量，这种现象都曾在历史出现并扮演过相当重要的角色。

问：前一段时期，台湾学者关于区域社会、地方势力、士人家族及其与基层的社会关系，多注重南方地区的一些个案研究，可是又受到各式各样的限制。关于这些个案研究和通论性研究的优劣得失，也想请您谈谈。 

答：家族个案研究，有它的好处，也有缺点。我也是个案研究的推动者，我做家族与社会研究的时候，两岸许多家族研究，都和我们当时推动的计划有关。个案研究的好处是提供基础的掌握。一开始做家族或社会史的研究，就要想得到通盘全面的了解，就宋代来讲不太可能。透过积累个案，也许可以得出较整体的看法，提供比较坚实的基础，不会流于空泛式的讨论。然而，个案研究由于一开始焦点太集中在响应西方学界，或其它的若干问题，比如科举、社会流动、婚姻等，久而久之反而有些模式化。当然个案的研究有其限制。因为宋代没有真正丰富的家族资料，族谱都是后来的，缺乏可信度，地方志也有问题，所以目前研究宋代家族是以个人生平资料为主，结合其它史料所形成的。这种以个人为主轴衍生出来的家族的讨论，很难看到一个家族发展的全貌的，容易以偏盖全当作全貌。尤其做久了，会发展出几个公式，几个样板式，那样的个案就会有许多问题。我想个案研究的论文已经够多了，以后除非有新资料出现，个案研究恐怕不容易有大的发展，此时应该是做总结的时候。所以如果有人愿意对一百个左右的个案研究做一个深入的了解，当能够提出一些大的或一致性的看法，同时由此为基础，进一步探索家族与社会的关系，追溯人际关系网络的发展，检视家族发展和地区的结合，才可以看更深层的互动。从家族延伸到社会，可以观察社会文化发展的一面，以及地方社会一些共同性或特殊性的问题。这一方面，我觉得邓小南教授的相关文章是很具有启发性的。

我研究历史，有几个面相需要考虑，第一个要考虑“同”的部分，做大的、具有时代、地域共通性的研究，有利于掌握历史大的方面的发展。但是，历史也“异”的一面，殊异性、地区差异、变化等等，都需要去理解，去深究。我个性比较保守，很多主题都是从个案研究开始，虽也试图了解这些个案能否建立大的、通则性的看法，但是我不敢提出像历史解释、历史发展通则、理论的观点。这一方面是个人的信念，一方面是个人的能力。研究历史跟个性息息相关，有些人才气大，可以做大问题，有些人从基础的、务实的题目做，比较安心，都不相违背，亦毋须彼此相轻。不论做大做小，只要做得好就是好的研究，要互相学习。宋史没有出现过大的解释系统，正因为还有许多空缺有待补白。

中型的士人家族是我研究的切入点，不是终极的关怀。我觉得我研究士人家族，会解决、响应一些问题，但是不是把它作为一个终点，而是作为未来要处理大议题的基础。

五

问：您在研究中，一再强调版本对于史学研究的重要性，在版本与校勘方面，也做了许多工作。能否请您具体谈谈？也请您顺便讲讲年谱的写作及其对史学研究的贡献？

答：年谱，其实我是从王德毅老师那里学来的。年谱不是学问，是工具，但是通过重建年谱可以了解到很多问题和时代背景。年谱有一个特性，跟这个人有关系的人、事件的背景、人跟社会、政治变化之间、政局变动与学问之间的关系，都要交代。通过这个机械性的工作，可以掌握时代变化脉络。我通过对孟珙、程珌两个人的年谱，对从宁宗到理宗两个朝代内外政体的变化，有了较充分的把握。南宋理宗以后的历史比较模糊，正史中得不到完备的材料，透过阅读年谱、文集，就能较清楚掌握到理宗以后整个南宋内政、社会经济和对外关系的变化。在看文集的同时，我也开始注意到文集的版本。以前一般人评价四库全书，不管是正面的或负面的，其实都停留在概念讨论层次，没有人从实际的比对原始资料和从修纂的过程中去分析。我从四库底本开始，一条一条、一个字一个字的对勘，比对了好几部，才知道从多种版本归纳、比较，才能找到其中的差异与可深究之处。

我跟一般读宋史的人差异之一，就是我注意版本的问题。版本问题可以提醒我们要特别留意材料性质，好比讨论宋人的民族大义、对辽金元的看法、国家意识、敌我意识等议题，若不注意版本，就会出大问题。《四库全书》底本有不同朝代的版本，有时出入不多，有时大相径庭，连记载都有差异，探究问题要尽量搜集、比对不同的版本。这个课题一般学历史的人比较容易忽略，却可能会产生一些问题。我就是无意陷入其中，总觉得特别欣喜。

有一件事最值得回忆，1982年后，有一整年的时间我是看《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我做了非常仔细的整理，本来想一边看，一边做人名索引。刚看完要做的时候，日本梅原郁教授的《人名索引》便出版了。我发现他的索引问题非常多，就写了一篇书评，是我早期读《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的成果性作品。《要录》我看得非常仔细，发现了许多问题，比如版本问题，像四库全书本的缺失，但也有四库本不错的一面。这是我比较早开始讨论这样的问题。看了《要录》之后，我就从南宋最晚期，跳到南宋初期，因此对高宗时代的政治及社会、外交等变化有比较深刻的了解，都是那一年读《要录》的收获。

我研究宋史是从南宋最末往前推的。研究过程中就发现，《宋史》对南宋晚期的记载非常少，必须看正史以外的许多文集。然而，文集有一个特点，每个人的记载都从个人的角度出发，所以必须比对，透过许多许多人的文集，才能把一个问题的中心理出来，这对我也是新的启发。

1993年在哈佛燕京学社的时候，我特别注意大陆1949年以来整理中国古文献的成果。知道大陆学界对宋代的文献研究整理相当丰富，也探讨校勘古文献中出现的许多新问题。这些整理的成果，历史学界应该多加利用，多去了解，藉此找出更好的版本。尤其研究南宋历史，懂得利用不同的文献资料十分要紧。推而广之，除了文集资料以外，诸如新出土的石刻史料，都蕴含着新的研究素材。比如有一年，我曾经专门搜集大陆新出土的墓志，从出土墓志和文献墓志对比以后，发现若干问题，考订若干重要的事迹，这对历史研究都有很大的帮助。尤其某一个地区墓志资料的集体刊刻，有助于提供当地家族史研究的资料证据。除了个人传记外，尚有许多多样性的资料。我们在台湾成立的宋代史料研读会，这几年来就是在读拓片中的墓志铭，效果不错。总而言之，我认为版本对于宋史研究相当重要，尤其对某些特定议题，如果不能掌握版本，会得到相反的结果。做历史研究需要多方观察照顾，利用各种资料比对了解，给予适度的评价，进行合理的利用。好比《明公书判清明集》，它本身有很实际的一面，就是法律制度的制订跟法律制度落实裁判依准等比较现实面的部分。如果不看《清明集》，仅仅着眼宋代现有材料的记载，记事往往偏重美好的一面，可能会觉得宋代是一个理想的家族环境，理想的社会。但是《清明集》透过法律判决的过程，把家庭、社会的诉讼争端活生生地记录下来，这样的资料有助于更为真实地了解当时的状况。比如以前常觉得宋代的家族长幼尊卑，非常合乎伦理，非常重视孝道、家庭和睦等等，这当然是强调描述理想的一面。然而从《清明集》里面看到许多诉讼、兄弟争财产、继承等等问题，则可以提供我们现实面的对照。宋代其实具有两面性，一面是宋人很有理想色彩，从高远的地方只能看见他们对皇帝、对自己的决心与期许，期望能经世致用、追求善治的国家、追求安定有秩序的社会，追求理想的政治环境。相对而言，宋人也有现实的一面，以宋辽、宋金关系而言，从讨论到实际进行，宋人从很理想的、很高远的层次，落到很现实的层面上去。这种现象也表现在各个方面，包括地方势力的发展、国家的认同。因为仅是透过宋代士大夫笔下的描述，所以我们以前对宋代的了解过于理想化。其实每一个时代都有各自的理想性，可能宋代士大夫特殊的社会使命感，造成他们较强的经世致用心理，对理想的一面也就描述得特别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