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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历史“假设”的系列专题文章

时间:2009-10-18 17:18:23  来源:诸葛众
 

评“‘假如’史学

房德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2004年第5期《读书》上有李泽厚先生的一篇《思想史的意义》,其中论到“‘假如’史学”的意义。所谓“‘假如’史学”就是近年来史学界一直在讨论的“假设历史”问题(历史学界又称此为“反事实假设”,而逻辑学界称此为“反事实条件句”,心理学界和语言学界则称为“反事实思维”)。史学界的这场讨论原本是由李先生引起的。他在与刘再复先生合作出版的《告别革命》(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5年版)一书中有这样一个反事实条件句“中国当年如果选择康梁的改良主义道路会好得多”,这种说法遭到一些学者的批评,也得到一些学者的支持(有人仅在方法论上支持),于是展开讨论,不仅讨论这样一类的具体命题能否成立,而且从方法论上讨论反事实条件句在历史研究中能否成立,双方的分歧很大,看不出有取得一致的迹象来。李先生现在也论起“‘假如’史学”的意义来,显然是对这场讨论做出的回应。请看他怎样说:


    “‘革命’可说是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主题。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一九二七年‘大革命’、一九四九年革命、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不过其荦荦大者……其中,一九四九年革命所造成的影响最为巨大。”“革命是否必要或必然?‘假如’史学在这里派上了用场。它展示的是历史并非宿命,是人在主动创造历史,人有选择的可能。政治领导人于此负有重大责任。从辛亥到‘文革’都没有革命‘一定要发生’的逻辑。”


    李先生所说的“‘假如’史学在这里派上了用场”是什么意思呢?他的意思是说:“人在主动创造历史,人有选择的可能”,具体到中国近代历史,革命虽然是主题,但并不存在革命一定要发生的逻辑,它还有另外发展的可能性,所以在历史研究中就可以假设革命以外的发展道路,否则就陷入历史宿命论。李先生在此没有具体说可以假设的另外的道路是什么道路,但联系他在《告别革命》一书中的言论,可以知道他所说的非宿命论的“假如”,就是“中国当年如果选择康梁的改良主义道路会好得多”这个命题。


    于是问题又回到李先生提出的这个反事实条件句能不能成立上来了。李先生和他的支持者坚持认为这个条件句的前件命题“中国当年选择康梁的改良主义道路”是有“历史可能性”作根据的,所以整个条件句可以成立。而反对者却认为,历史已经证明中国没有走康梁的改良主义道路的可能性,所以命题不能成立。史学界将近10年的“假设历史”的讨论,其核心就是在讨论反事实条件句的前件命题有没有“历史根据”。


    对此,我不能不遗憾地说,这个“核心”问题的讨论其实是没有意义的。我们看哲学界、逻辑学界、心理学界、语言学界对反事实条件句的讨论比历史学界的时间要长得多、内容要广泛得多、分析要深入得多,但未曾讨论过前件的反事实假设是否有“历史根据”或“历史可能性”的问题。为什么不讨论这个问题?因为前件的反事实假设已经说明是假设的了,已经说明它在事实上是不存在的、未曾发生过,甚至是不可能存在、不可能发生的了,还讨论它是否有“历史根据”或“历史可能性”做什么?它就是一个假设的条件嘛。那么这种反事实条件句所要讨论的是什么呢?它要讨论的是整个复合命题能否成立,这就需要讨论其前件和后件的关系,要看前件是否满足后件所要求的条件(明确条件或蕴涵条件),满足了就成立,不满足就不成立。请看几个例句:

 


    1、昨天如果我带报纸了,就不会被雨淋湿了。
    这个命题的前件是有可能性的,因为带一张报纸是很可能的,可是整个命题却不能成立,因为我们从经验知道报纸不能遮雨,前件未满足后件的要求。将这个命题改一下:
    2、昨天如果我带雨伞了,就不会被雨淋湿了。
    从经验我们知道,雨伞能够遮雨,所以命题能够成立,至于前件命题有没有“可能性”作根据我们不予考虑,即使事实上“我”在昨天根本就找不到一把雨伞,命题也可以成立。
    3、1957年7月罗稷南当面请教毛泽东:“如果鲁迅现在还活着会怎么样?”毛泽东想了一下说:“如果他还活着,他大概不是关在牢里,就是不说话了。”(注:陈kūn@①:《设问求答于毛泽东的罗稷南》,《书摘》2002年第12期,原载《老照片》第24辑,山东画报社2002年版。)
    这个条件句的前件“如果他(鲁迅)还活着”,并没有“可能性”作根据,而且从这个前件命题也不能推出后件命题——“他大概不是关在牢里,就是不说话了”,后件命题是根据鲁迅生前的表现——对统治当局的态度是“冷嘲热讽和横眉冷对”——推测出来的。罗稷南和毛泽东在问答中虽然都没有提及鲁迅生前的表现,但他们所说的“鲁迅”已蕴涵“冷嘲热讽、横眉冷对的鲁迅”的意思,罗稷南的问题实际上是在问:“那个冷嘲热讽、横眉冷对的鲁迅如果现在还活着会怎么样?”毛泽东知道他问的是这样一个鲁迅,所以回答说“他大概不是关在牢里,就是不说话了”。


    上面3个反事实条件句能否成立与前件命题有没有“可能性”无关,而只与前件是否满足后件所要求的条件有关。按照这个原则,我们来讨论一下李泽厚先生的命题能否成立:
    “中国当年如果选择康梁的改良主义道路会好得多。”对于这个命题,不需要讨论前件有没有历史可能性作根据,即不需要讨论中国当年有没有“选择康梁的改良主义道路”的可能性,而需要讨论命题的前件与后件的关系,需要讨论为什么“中国当年如果选择康梁的改良主义道路”就会“好得多”,而不是“坏得多”。按照李泽厚先生所说,历史发展有多种可能性而不是像宿命论所认为的只有一条道路,那么李先生的命题“中国当年如果选择康梁的改良主义道路会好得多”就是宿命论了,因为他反复说的只是“会好得多”这一种可能性,却从来没有说到另一种可能性——会坏得多。可是根据我们对清末民初历史的了解,我们认为坏的可能性大于好的可能性,因为:在清末清廷搞过君主立宪,结果弄出一个极腐败极无能的皇族内阁,使它倒了台。到民国初年,还有人认为搞君主立宪好,于是有袁世凯的“洪宪帝制”,结果中国改良主义的鼻祖之一梁启超带头反对,策动蔡锷起兵讨袁,捍卫共和,“洪宪帝制”仅存在了83天。康有为未从“洪宪帝制”的失败中接受教训,反而认为让清帝搞君主立宪(康有为称为“虚君共和”)会成功,于是勾结“辫帅”张勋,拥立清逊帝溥仪复辟,结果12天就失败了。率先起兵讨伐叛木故潜毖笙档亩戊魅穑虼说玫健霸僭旃埠汀钡拿烙4忧迥┑矫癯酰愎尉髁⑾芏际О芰耍乙淮伪纫淮蚊蹋獬浞种っ骶髁⑾苤圃谥泄切胁煌ǖ牧恕@钤蠛裣壬谜庑┦肥涤诓还耍欢ㄒ蹈愀牧贾饕宓木髁⑾堋盎岷玫枚唷保烤褂惺裁锤菽兀?br>    当然李先生也不是完全没有进行论证,可是那些论证没有任何说服力。例如,他说:“辛亥革命搞糟了,是激进主义思潮的结果;清朝的确是已经腐朽的王朝,但是这个形式存在仍有很大意义,宁可慢慢来,通过当时立宪派所主张的改良来逼着它迈上现代化和‘救亡’的道路;而一下子痛快地把它搞掉,反而糟了,必然混战。”(注:李泽厚、王德胜:《关于文化现状、道德重建的对话》,《东方》1994年第5、6期。)这是在假设清政府不被推翻的条件下,设想清政府能够担负起现代化和救亡的使命,以此来证明让清政府搞立宪“会好得多”。可是这样一种证明的方法恰恰违反了逻辑学家所设的一条禁规——不能用假设来证明反事实条件句的成立,所以这种证明是无效的。对于李先生假设的这番道理,我们只要表示一句“不相信”就可以了,因为李先生没有为我们提供清政府确实能领导中国人民搞现代化和救亡的历史根据,而仅仅是推想它能够这样做;而仅凭推想,不同的人就可以做出不同的推想。譬如我们可以推想:清政府如果不被推翻,它可能为维护摇摇欲坠的统治而加紧出卖权益和依附外国侵略者,它可能接受比“二十一条”更为严酷的条件而甘当日本的傀儡;而根据溥仪在上个世纪30—40年代成立伪满洲国的事实,我们几乎可以断定,如果1911年不发生辛亥革命将清政府推翻而让它继续统治下去,到日本对中国发动武装侵略时,它很快就会投降了。我们的这个推想和李先生的推想完全不同,哪一个对哪一个错?以假设来互相辩论,那是说不清楚的。


    反事实命题不能用假设来证明,而只能用已知事实(或定理)来证明。前引的例3,毛泽东是根据鲁迅生前的表现——冷嘲热讽——来推想1957年“可能有的”鲁迅的表现,所以命题的后件“他不是关在牢里,就是不说话了”是有历史事实为根据的,只是这个历史事实的根据蕴涵在前件命题中。毛泽东还有一个著名的反事实命题:“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620页。)这个反事实命题(“如果……也将……”)的后件是根据“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的事实而推论出来的。上面两例毛泽东的反事实命题,我们不一定都赞成命题的内容,但赞成他的方法即用已知的事实来证明后件命题,而不是用假设来证明后件命题。用毛泽东的证明方法来检验李泽厚的“中国当年如果选择康梁的改良主义道路会好得多”的命题,那应该怎样来证明它呢?应该用清政府未被推翻以前的表现来证明,即找出清政府搞君主立宪、搞现代化、搞救亡的实际成绩来,根据这些“实际成绩”,再推论出“如果不推翻清政府,它会搞好君主立宪、搞好现代化、搞好救亡,中国会好得多”。如果有这样的论证逻辑,我们是可以接受的。但遗憾的是,我们找不到可以据之进行推论的“实际成绩”,对此李先生也是很清楚的,他不是也说“清朝的确是已经腐朽的王朝”吗?由“清朝的确是已经腐朽的王朝”的事实,怎么还能推出它搞现代化和救亡的可能性呢?又怎么能根据这种可能性来否定推翻它的历史合理性呢?如果李先生的逻辑可以成立,那就不仅会把清末民初的历史搞乱,还会把当代中国搞乱,因为所有的犯罪分子都会有恃无恐地去做恶,而法院却不能判那些罪大恶极者死刑,如果判他们死刑,他们会振振有词地说:我是个巨贪,我是杀人狂,但不能判我死刑,因为我将来能为国家和人民做好事,立新功!我们能赞成这种逻辑吗?


    总之,反事实条件句不需要证明其前件有成立的根据,而需要证明其前件是否满足了后件所需要的条件;在证明的过程中,不能用假设来证明,而必须用已知的事实来证明。换言之,反事实命题可以用“假如……就会……”的方式来表达,却不能用“假如”来证明。从这个意义上说,并没有“‘假如’史学”,而只有实证史学。
    最后要说明一点:本文仅讨论了“中国当年如果选择康梁的改良主义道路会好得多”这样的反事实条件句应该怎样进行论证,指出它不需要证明其前件是否有历史根据或历史可能性作根据,但这并不是说不可以讨论“中国当年有可能选择康梁的改良主义道路”这样的命题,这样的命题当然可以讨论,但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它必须以另外的方式提出来,并且它不能被置于反事实条件句的前件。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左火右昆

 

“假设”的历史与历史研究的“假设”

张绪山(清华大学)


   时下有一种观点认为,“假设”的历史是要不得的。理由是,历史是过去的存在,“假设”历史等于以子虚乌有的方式虚设历史。对于这种说法,笔者不敢苟同。首先,在历史研究中,历史的“假设”不可能是完全凭空的设定,人们也不可能把凭空想象的东西当作客观发生的历史事实而据此展开历史论说。其次,长时段历史的纯粹“假设”也是不存在的,任何研究者不管多么异想天开,都不敢、也不会以整个历史乃至一个历史阶段为“假设”。以中国史研究为例,可以肯定,谁也不敢“假设”秦汉、隋唐这样的历史阶段或其中的某个王朝不存在,并以此为基础来撰写中国历史或构建历史理论,因为那样的“假设”是没有意义的。历史研究者所做的“假设”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只限于某个事件或事件的局部;而且即使对事件或事件的局部,也不可能完全撇开已知的历史前提进行“假设”,而只能以已知的事实为前提做有限度的假设。绝对的“‘假定’的历史”在历史研究中是无法想象的。因此,所谓“‘假定’的历史”这个命题所讨论的是指在研究历史事件或其局部时,以一定的已知条件为前提所做的“假定”。 
  
那么,是否可以对历史事件或其局部进行“假设”呢?历史是已经发生的事件,从历史的客观存在性角度,历史上的任何事件或其局部都是已经发生的,因而没有“假设”问题。但是,任何历史事件结局的生成虽是唯一的,但这个唯一结局在最初并不是唯一的可能性。也就是说,历史事件在最终成为历史事实之前,不可避免地存在多种可能性,这些可能性的每一种都可能促使历史事件向有利于自己的一方变化。正是由于这些可能性的存在,人们的主观能动性才有价值;否则,一切都是命定,奋斗有何意义?举例来说,三国时代著名的赤壁之战以曹操失败而告终,作为历史上的客观事件,就其存在性而言,这个结局是唯一的,是没有也无需“假设”另外的结局的,但我们在研究赤壁之战时,是否可以“假设”曹操获胜这一结局呢?事实上,“曹操获胜”这种可能性在赤壁之战结束之前是一直存在的,并非子虚乌有,它是一种没有转化为历史事实的可能性,在一定时间内也是客观的。如果把已经成为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比作斜倾的天平,历史的“砝码”最终倾向了孙、刘联军的话,那么,在天平发生倾斜前,天平另一端的曹操军事力量的存在是客观的,而且这一端的力量也有使天平倾向自己一端的可能,只是各种“砝码”的综合最终导致了曹军失败的历史事实。历史研究者的使命就是探讨造成天平倾斜的“砝码”是什么,这些砝码是怎样形成以及怎样发挥作用的。人们研究赤壁之战,探讨它的成败得失,当然要从“曹败而孙刘胜”这个事实出发,但也同样可以“假设”曹操胜利这个“虚拟”的事实,在这个前提下找出这个“虚拟”事实成为历史事件所需要的“砝码”来,对比赤壁之战中曹操的实际活动中所缺少的砝码,从而可以很自然地找到造成曹操失败的历史“砝码”。因此,无论探讨历史事件的结局,还是探讨结局之外的其他可能性,都是需要且必须做出“假设”的。 


但是,做出“时代错乱性”(anachronistic)的假设在历史分析中意义就不大。还以赤壁之战为例。我们可以假定曹操获胜的结局,但不能“假设”曹操拥有原子弹就可以获得胜利,因为这种时代错乱的假设的客观性是不存在的,是无意义的。前些年的历史研究和教学,在分析中国古代农民起义和战争失败的原因时,总要加上“由于没有先进生产力,得不到先进政党的领导”这个原因,这样做实际上是在“假定”中国古代的农民起义和战争存在着得到先进政党领导的可能性,而这显然像“假设”曹操拥有原子弹就可以获得胜利一样,属于历史假定中的“时代错乱”,是无意义的。 


司马迁写《史记》的目标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目的是为人们提供认识历史的镜子;司马光的著作被直截了当命名为《资治通鉴》,其鉴古知今的用意是再明白不过了。黑格尔认为,“我们学习历史时知道,人们从不向历史学习。”但他能说出这句话本身就反驳了他的这个见解,证明他是向历史学习的。培根说“读史使人明智”,是对史学功能的准确概括。正是史学的这个功能促使读史之人喜欢从正反两个方面的“假设”中探讨经验和教训。 


有人认为“假定”历史中不是事实的东西没有意义,其实不然。譬如,有人“假设”袁世凯在接替孙中山任总统后,能够励精图治,遵守约法,发展资本主义,中国将是另一个样子。就袁世凯违背约法、醉心帝制、开历史倒车的历史事实而论,这样的“假设”自然是没有意义的,但对于民国以来的读史之人而言,考虑中国未来建立怎样的制度以确保最高当权者不向独裁者演变,遵守宪法和法律,促进中国向进步的方向发展,这样的“假设”就富有意义。所以,如果不是简单化地对待历史中的“假设”,那么一些看似荒谬无意义的“假设”,从历史的借鉴功能的角度,就不能简单地否定其正面意义。 

实际上,前辈史学家以历史的“假设”方法成功地探讨历史的经验教训的例证俯拾即是。试看郭沫若在其名作《甲申三百年祭》中那有名的铿锵有力的“假设”:“假使初进北京时,自成听了李岩的话,使士卒不要懈怠而败坏了军纪,对吴三桂等及早采取了牢笼政策,清人断不至于那样快地便入了关。又假使李岩收复河南之议得到实现,以李岩的深得人心,必能独当一面,把农民解放的战斗转化而为种族之间的战争。假使形成了那样的局势,清兵在第二年决不敢轻易冒险去攻潼关,而在潼关失守之后又决不敢那样劳师穷追,使自成陷于绝地。假使免掉了这些错误,在种族方面岂不有就可以免掉了二百六十年间为清朝所宰治的命运了吗?”(《郭沫若全集》第4卷,第203页)按照历史不能假定论者的观点,李自成的失败和满清入关已是历史事实,郭沫若再做那么多的“假使”,岂非村夫野老之辈无聊而多余的废话或梦呓?然而,郭氏所做的这些“假设”在李自成领导的起义军失败之前确实是存在的,是没有成为历史事实的客观存在。假设———恕我在这里也做一次“假设”———李自成能够借鉴以往的历史,大功未必不能告成。退一步说,即使这些可能性都不存在,也不能就此全部否定这些“假设”的必要性,因为它们可以为后来的革命者所面临的相同或相似的情况提供借鉴。《甲申三百年祭》受到毛泽东的重视,被中共作为整风文件学习,难道能否认这些“假设”所显示出的巨大价值吗?难道当时的革命者们没有认真对待这些“假设”,从中加以借鉴并获得教益吗? 


恩格斯说:“在自然界和历史的每一科学领域中,都必须从既有的事实出发。”有人以这段话为根据说明历史研究中不能“假设”,其实这是对恩格斯见解的误解。自然界和历史的研究以既定的事实出发,这是科学研究的基本规则,稍具科学常识的人都知道这一点。但它并不意味着不可以从既有的事实前提做出的与现有结论不同或相反的推测和假设。如果没有活跃而严密的假设,恐怕任何研究都难以进行下去。世界科学史上,当时看来异想天开的“假设”后来被证明为真理的例证不胜枚举。与自然科学不同的是,历史学所研究的对象不具有自然科学研究对象的可实验性和重复性。这也是大多数严肃的历史研究者对自己的研究结论慎之又慎,不愿也不敢视为绝对真理的原因之一,任何人除非理智不健全,都不会也不敢认为自己可以垄断真理;只有那些具有狂热宗教思维特点的人,才会时时、事事认为自己真理在握。 


历史是过去的存在,但历史研究永远是一门“现在”的学问。在这门学问面前,“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研究方法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方法之一。那种认为使用“假设”方法会得出“奇怪”的结论,搞乱人们的思想认识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杞人忧天。一个具有高度批判精神的民族,不会因为学术研究中出现的新观点或一时看来不妥当的观点而出现混乱;相反,墨守成规,思维呆板,思想僵化,自以为是,动辄以真理垄断者自居,才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最大的危险。因为所有这些都是与我们民族需要和提倡的思想解放背道而驰的,国人对此不可不察之戒之! 

(《光明日报》2004年4月6日)

 

 

 

“假设”的历史

龚书铎

研究历史“必须从既有的事实出发”的原则,无疑是史学工作者所应遵循的。究其实并不尽然。近些年来,在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中,不从既有的事实出发,而是热衷于臆想、假设,似乎是一种时髦。且看下面一些例子。

例子之一:辛亥革命搞糟了,清朝的确是已经腐朽的王朝,但是这个形式存在仍有很大意义,宁可慢慢来,通过当时立宪派所主张的改良来逼着它迈上现代化的道路,而一下子痛快地把它搞掉,反而糟了,必然引起军阀混战。

这一说法可议之处颇多,这里只谈两点。一、辛亥革命时,清朝的确已经腐朽,正如孙中山在当时所形容的那样,像“一座即将倒塌的房屋,整个结构已从根本上彻底地腐朽了”,也就是说,一推就倒。所以武昌起义一爆发,清政府很快就分崩离析了。且不说别的,连它自己的总督、巡抚们也几乎没有人为它效力卖命,不是在那里观望,就是干脆弃城逃跑,甚至倒向革命,谁也不再去维护这个被认为“形式存在仍有很大意义”的清朝了。清政府已经存在不了,也早已不存在了,而今却在说它如存在中国就好了,这有什么意义呢?二、所谓通过当时立宪派所主张的改良来逼着清政府走上现代化道路的论断,是连起码的历史事实都不尊重的主观臆想。其实立宪派是这样做了的,不过清政府却不买账。1906年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立宪派人士大为振奋。他们纷纷成立立宪团体,发动请愿,其中如张謇等人的预备立宪公会、梁启超等人的政闻社等。1908年,立宪派发动了一次颇具规模的国会请愿运动,不仅得不到什么结果,反而带来了清政府以政闻社“内多悖逆要犯”,“托名研究时务,阴谋煽惑,扰害治安”的罪名,通令全国,严行查禁。1910年,立宪派又发动三次请愿运动,要求清政府速开国会和成立责任内阁,尽快转入君主立宪的轨道,然而都遭到清政府的拒绝。清政府不可能接受立宪派的要求,接受了就意味着自身权力的丧失。到立宪派准备进行第四次请愿时,清政府即命令禁止请愿活动,明白宣布,各省如果再有“聚众滋闹情事”,该省督抚应即“查拿严办”。尽管立宪派确实没有干犯皇室尊严的用心,然而清朝统治者却不理会他们的“忠心耿耿”,而是变本加厉地加强了皇族的集权统治,1911年,清政府组成的所谓“责任内阁”,被称为“皇族内阁”或“亲贵内阁”。这使立宪派痛心疾首,梁启超在报刊上撰文痛斥清政府是“误国殃民之政府”、“妖孽之政府”。清政府的倒行逆施,将越来越多的立宪派人士推向革命阵营,成为自己的反对势力。这就是既有的事实,立宪派一而再、再而三地向清政府请愿要求立宪,不是没有做,而是失败了,行不通了。时至今日,却不顾事实地硬说只要立宪派要求清政府走他们所主张的改良道路,中国就走上现代化了,这不啻是在说梦话。

例子之二:现在看来,中国当时如果选择康梁的改良主义道路会好得多,这就是说,辛亥革命其实是不必要的。

这不是严肃的历史研究,而是为了褒改良贬革命而随意摆弄历史。这种假设,实在毫无意义。康有为、梁启超领导的戊戌维新变法运动,在慈禧太后等人的镇压下很快就失败了,谭嗣同等六君子血溅菜市口,其中有康有为的弟弟康广仁。此后,康、梁坚持走改良的道路,但还是没走通,在清末的立宪运动中又碰了壁。他们改良的道路行不通,这是已经发生了的历史事实,现在给它来个“假设”,说照改良主义的路走中国就会好得多,子虚乌有的事,谁又能说清楚是好得多还是坏得多,那只有算命先生算命了。后人不能也不可能给历史上已经发生过的事下命令:应该这样走,不应该那样走;这件事应该发生,那件事不应该发生。人们可以不喜欢辛亥革命,但是说它不必要、不该发生,等于白说,因为它已然在中国发生了。

例子之三:慈禧太后渴望着中国的繁荣与昌盛,她的认识和主张并无大错,清政府如果能以此为共识,中国的未来与发展可能将是另外一个样子。

慈禧太后是否真的如这位作者所说的“渴望着中国的繁荣与昌盛……”且放一边另作别论。这里想稍为说几句的,是后面的那个假设:“清政府如果能以此为共识……”清政府里边,头一位当是光绪皇帝,往下该是帝师翁同▲和“帝党”了,也许还有别的所指。光绪、帝党与慈禧确有分歧,所以才有帝党的人不断受慈禧的打击,连光绪自己也终被禁于瀛台。他们之间本来就缺少或没有共识,却要假设如果有共识中国就会是另一个样子,岂不等于白说,有意思的是另有作者从另一面来假设,说要是慈禧太后能和光绪皇帝合作,推行维新变法,中国将会是另一个样子。在文学创作中,有些作者声称是“玩”文学,而这里的如此假设,未免也有点是在“玩”历史,照此“如果”下去,人们也可以随意假设:如果宋朝是个强盛的王朝,能打败辽、西夏、金诸分据政权,一统天下,中国可能要比欧洲早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今天将是另一个样子,等等。

此外,如假设鸦片战争提早三百年,中国就会进步更快,早就实现现代化了;如果按照洋务运动的路子发展下去,中国就现代化了;如果没有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国传统文化就不会中断了……无须再费笔墨去一一评说。

这种种假设,不仅无益于历史研究,而且会产生误导,使一些对中国近现代史不甚了解的人产生困惑,以致思想混乱。历史是昨天的现实,无论是从时间上,还是从空间上看,它都是一个无法更改和逆转的客观存在。历史学正是以这一客观存在为研究对象的。史学工作者的任务是认识、解释历史,而不能编造、臆想历史。对于任何一个在人类历史上有重大影响的事件,无论是好是坏,所要着力研究的是它发生、存在的原因和所产生的作用,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而不能由研究者主观地去为已经发生了的历史进程另行设计一套方案。历史没有也不可能按照后人为它设计的道路回过头去再另走一遍。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北京日报》

 

 

 

历史研究不应拒绝假设

 曹大为

光明日报

  在科学研究中提出假设,乃是对客观事物及其发展规律的假定的说明,本身要有一定根据。假设作为科学发展的形式与途径,无论在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研究中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不过,对于历史学来说,似乎情况有点特殊。一些史学家强调“研究历史就必须从客观存在的历史实际出发,对客观历史予以能动的反映。即在搜集、整理、研究大量史料的基础上,探寻社会的发展规律,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而不能与此相反,脱离历史的客观实际去随意地作主观的臆
想和假设”。在一般人心目中,“历史不能假设”也被视作无须置辩的真理。看来历史研究是否应该拒绝假设,的确是一个值得探讨的理论问题。

 

  历史研究包括实证与理论诠释两大方面。鉴于历史无法再现的不可重复性特点,使人们认识到的历史和客观存在过的历史之间存在很大距离。即使进入有文字可考的文明时代,也必然有大量史实失载;而且那些明文记载的“二十四”,每多刻意的捏造虚构和无意的失察误漏。历史记述者和研究者均不可能摆脱时代与阶级的影响,不能不受理论素养、史学观念、科技手段和认识能力的制约,从而无法避免记载与诠释的偏失。只有不断提出假设并继之以证实或证伪,方能
相对接近于历史真实。
在实证层面排除假设,就等于取消历史研究。而在理论诠释层面,“假设”同样是开展研究不可或缺的前提。人们用以解释历史的理论框架的确立,都必然经历过假设的阶段,包括作为科学的历史观的唯物主义思想。这正如列宁所说,“马克思在40年代提出这个假设后”,花了不下二十五年的工夫加以研究,直至“《资本论》问世以来,唯物主义历史观已经不是假设而是科学地证明了的原理”(《列宁选集》第1卷,第110、112页,人民出版社
1984年第2版)。

  另有一种对已然发生了的历史做出不同路径的假定,属于无法验证的假设,确有一定特殊性。但在我们看来,因其旨趣在于通过用?/FONT>设的可能性与实际的历程比较,研判利弊、总结规律,仍不失为理论诠释范畴中用以深化对历史规律认识、更好总结经验教训的一种方法。历史的发展固然有内在的“必然”性和“规律”可循,但这通常体现在历史发展的总趋势中,例如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一般只是宏观的远程控制,即在大的趋势、倾向、性质、特点上起到根本性的制约作用;而在许多具体发展进程中,则往往存在着大量不确定性和随机性。体
现人们主体意志的“文化”选择,同样是人类创造历史的前提。如果把充满灵气的创造历史的主体,仅只看成是体现、演示某种抽象规律、公式的毫无生命的躯壳和工具,就很难和庸俗机械唯物论划清界限。鉴往知来是史学研究所应发挥的重要功能。在浩淼博大的历史中蕴含的种种经验与教训,许多情况下都是相对历史发展中存在的不同可能而言,以历史事实与其他可能性相比较而得出。如果一切逝去的往事俱为命定,那还有什么经验教训好总结呢?“历史是昨天的现实”,将来的现实也必将成为历史,这将来的现实是否也和昨天的现实同样是命定的呢?人们对现实活动中面临的多种方案的比较选择岂不也成为毫无意义的多余之举!因此倘若不以宿命论的眼光而以唯物史观的眼光看待历史,就不应笼统拒绝对历史发展进程中存在的不同可能性进行假设与比较。

  在现代西方史学研究中颇有影响的美国新经济史学派,就尤其重视对历史上不同路径假设的研究,他们建构的反事实模式或称假设———演绎模式成为该学派研究的重要特征。其中福格尔《铁道与美国经济的增长》一书,在假设1890年美国没有铁路的情况下,对国民收入水平进行了复杂的统计推理,得出铁路在美国经济增长中并未起到决定作用的结论。福格尔和恩格尔曼合著的《苦难的时代———奴隶制的政治经济学》,则假设如果未曾爆发南北战争,奴隶制种植园延续到1890年,情况会是怎样。作者通过对1860-1890年间棉花价格和产量增长率、奴隶生活费变动率以及奴隶价格增长率等有关资料长达数千小时的计算机计算,认为当时的奴隶制危机不是经济和社会危机,而是社会平等和道德问题。该书在史学界引起极大震动,获美国历史研究最高荣誉———班克洛夫特奖。福格尔本人也因对新经济史研究的贡献而获199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我们并不一定都接受新经济史学派的一些具体研究成果,但却不能无视他们运用假设———演绎模式研究提出的挑战。这种反事实模式研究毕竟开阔了人们视野,拓宽了研究内容,丰富了研究方法,使人们获取许多新鲜知识,得到有益的启发。

  恩格斯曾经指出:“在自然界和历史的每一科学领域中,都必须从既有的事实出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88页,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这一原则无疑是完全正确的。事实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也并不排除对以往的历史做出不同假设。恩格斯本人就曾针对19世纪美国工人运动提出与实际历程不同的假设(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567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毛泽东关于“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假设更为人所熟知(《毛泽东选集》(一卷本)第620页)。这些都是
对已然发生了的事实做出不同的假定,均无从验证,但却不能视为“等于白说”。原因就在于这些假设的提出并非凭空臆测,其间体现了对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以及对革命运动中经验教训的总结。尽管学术界对毛泽东这一假设存有争,但由此展开的讨论深化了对传统社会的社会形态演变、社会发展道路、人类社会发展的共性与个性等问题的认识,有利于史学研究的发展与繁荣。

  总之,从本体论上看,历史是实实在在客观存在过的事实,不能用主观假设去取代,人们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历史不能假设。但这并不等于在历史研究中不得假设,这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而且假设不同于臆想,臆想系指毫无根据的随意猜测;科学研究中的假设则指有一定根据的设想。我们完全有理由要求提高历史研究中“假设”的学术含量,也完全应该抵制毫无根据的主观臆想并对一些“假设”中的不当之处提出批评乃至批判,但却没有理由在理论上笼统排斥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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