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科学与人文的对话学术论坛纪要

    随后，刘志琴、王也扬、朱浒、马勇、雷颐、李洪岩、朱东安、汪朝光、左玉河、李学通、姜涛等与会学者相继发言，各抒己见。

   刘志琴从历史学科发展的现状考察历史学的性质，认为所谓“史学危机”表明历史学已经从强势学科转变为弱势学科，虽然其服务对象日渐扩大化，但其地位业已走向边缘化；同时，历史学的神圣性被娱乐化所取代，严肃的学术著作出版难，而戏说之类的影视作品风行。应该调整历史学的学科定位，随着时势发展确定其与现实相符的应有的地位。谈论历史学的科学性与人文性，应坚持事实判断的客观性和价值判断的多样性，主张“小历史”，不主张“大历史”。

    王也扬认为，历史学的魅力就在于其既有人文关怀的精神，又显耀着科学理性的光辉。他批判了文明形态史观和文明冲突论，认为不能用文明形态的多样性掩饰文明之间先进与落后的差距。历史有纵向与横向两个面向。历史学的科学性在于承认历史是有规律的，历史规律就是从野蛮向文明、从落后向进步发展的总趋势；而史学的人文精神则体现在承认历史发展具体道路的多样性。

    朱浒具体从经济史研究探讨历史学的科学性，认为在经济史研究如有关资本主义萌芽、现代化与生态经济模式等问题的具体研究中，计量方法与数理模式的运用，都充分体现了历史学科学性的一面。计量分析对于定性判断具有重要的作用。当然，历史学借鉴社会科学方法并不会损害其人文性。

    马勇认为，历史学大概应该是所有人文科学中最主观的学问，它无法通过自然科学的试验与验证。科学的层面似乎只存在历史学的方法论上。也就是说，随着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逐步发展，历史学必然会不断地汲取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方法，使自己更像科学，而历史学的结论，或者说历史学作为一个整体，则不是科学，而更像一门艺术。将历史学视为一门艺术，旨在强调历史学的研究更相信研究主体即历史研究者本人对历史进程的领悟、判断与叙述。历史学就本质而言是人类历史中最聪明的一类人的学问，因为历史学的研究必须依赖研究者的个人能力、个人经历、个人知识背景以及个人的主观想象。如果离开了个人主观想象，历史学便寸步难行。历史真相是一个客观存在，然而由于历史学的艺术性，人们只能逐步接近这个客观存在的历史真相，永远无法获知或掌握这个历史真相。

    雷颐表示，曾经一度对历史学的科学性深信不疑，但现在有所疑虑。历史学是一门人文学科，但又与科学关系复杂，从历史观上其实又很难摆脱自然科学方法的影响。

    李洪岩认为，科学性是历史学的本质属性，只有在科学性的基础上才能谈人文性。不能把科学狭义地理解为以牛顿经典力学为基础的概念，20世纪以来，科学的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为新人文学科提供了新的科学依据。历史学首先是一门科学，在此基础上，应实现科学性与人文性二者的统一。

    朱东安基本认同李洪岩的说法，并进而强调认为，历史认识中的客观规律是存在的，历史研究应该尽量接近客观真理。所谓历史学的科学性与人文性的名义是次要的，关键是出史学精品。

    姜涛也认为历史学应是科学与人文结合的产物，但科学性是第一位的。科学性是历史学学科得以成立的前提或底蕴。史学要求记实与实事求是。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被毛泽东称为文学家的司马迁，首先是伟大的史学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体现了最为可贵的科学精神。史学方法是实证的方法，科学研究的方法。历史不是随意就能“搞”出来的。后现代的人文精神，依然是20世纪自然科学新发展的折射。后现代是个模糊不清的概念，但大体上反映了叙述文本与历史真实之间的差异、作者及读者主观能动性的影响等等。但这最为体现人文精神的流派或思潮，依然摆脱不了与20世纪自然科学的发展，尤其是与量子物理学中不确定性原理（曾译作测不准原理）的干系。

    汪朝光认为科学的结论是能无数次验证的真理，而历史的主体是人，因而提出科学能否解释人的思想与行为问题的质疑。

    左玉河一方面强调历史学研究人，是主观的；另一方面又说明其也有一定的科学性，即真实性。历史学具有科学性与人文性的双重特性，那就是求真性与人文关怀。

    李学通从科学史研究的经验出发，认为历史学本质上还是科学，同时又强调科学不一定就没有人文性。

    通过两个半小时的充分讨论，与会学者在关于历史学的科学性与人文性方面虽然各自有所侧重，但并不认为这两者是对立的，其实是统一的，因而在认定历史学兼具科学性与人文性这样双重特性方面并没有大多异议。同时，与会学者也认为，有关历史学性质等问题的讨论，是历史学科建设的重要话题，这些讨论并不是也不可能得出一个学界公认的结论，而只能为将来的进一步讨论提供一个基础。无论如何，这对深化有关历史学的学科性质及其功能与价值，以及相关研究理论与方法等问题的认识均有一定的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