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资治通鉴卷第六十五》载，第一个意识到要建立孙刘联盟以抗操的是鲁素。鲁肃在当阳长坂说服刘备，希望刘备去投孙权。他说：“孙讨虏聪明仁惠，敬贤礼士，江表英雄，咸归附之，已居有六郡，兵精粮多，足以立事。今为君计，莫若遣心腹自结于东，以共济世业。”“备甚悦”。刘备用了鲁肃的计策，“进住鄂县之樊口。”所以说，鲁肃在建立孙刘联盟的过程中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后来，诸葛亮柴桑说孙权对孙刘联盟的形成也起了一定的作用。但远没有达到《三国演义》所写的程度。尽管诸葛亮说服孙权时用了激将法，但没有《三国演义》中所写的有些内容。比如，铜雀台建筑于建安十五年，应是赤壁之战后二年了，所以也就没有用“二乔”来激周瑜的根据。应该说，到赤壁之战胜利时止，诸葛亮还没有值得周瑜嫉妒的理由。
赤壁之战后的建安十四年，“周瑜攻曹仁岁余，所杀伤甚众，仁委城走。权以瑜领南郡太守，屯据江陵；程普领江夏太守，治沙羡；吕范领彭泽太守；吕蒙领寻阳令。”建安十五年，刘备“诣京见孙权，求都督荆州”。这时，周瑜曾上表献策：一方面设计引诱刘备陷入温柔之乡而丧志，另一方面出兵攻打荆州。但“权以曹操在北，方当广擥英雄，不从。” 也就是说，这条计策没有得到孙权的认同。在上疏中，周瑜也只提到关羽和张飞，没有提到诸葛亮。由此可见，根本不存在诸葛亮乘周瑜与曹仁打仗时夺取南郡、荆州、襄阳的事。让刘备作荆州牧是孙权同意的，而不是象《三国演义》所写的那样，是诸葛亮用计赢得的。所以也就没有周瑜嫉妒诸葛亮的根据。这样，“孔明一气周公瑾”是不成立的。再说，赤壁之战的胜利，是孙刘联盟的胜利，孙权意识到了这种联盟的意义，所以建安十四年，“权以妹妻备”是合情合理的，据《江表传》载：“刘备之自京还也，权乘飞云大船，与张昭、秦松、鲁肃等十余人共追送之。”孙权曾对刘备说过这样的话：“公瑾文武筹略，万人之英，顾其器量广大，恐不久为人臣耳。” 可见那时的孙权对刘备是比较信任的，而对周瑜倒是有点担心的。所以，也就不存在“赔了夫人又折兵”的故事，由此可知，“孔明二气周公瑾”也是没有依据的。至于“孔明三气周公瑾”更是在周瑜病逝以后的事了。建安十五年，周瑜到京对孙权说：“今曹操新败，忧在心腹，未能与将军连兵相事也。乞与奋威具进，取蜀而并张鲁，因留奋威固守基地，与马超结缘，瑜还与将军据襄阳以蹙操，北方可图也。”这个建议“权许之”。但就在周瑜回江陵整理行装的时候病故于巴丘，所以根本没有诸葛亮识破周瑜“假途于荆州”的计策，而三气周瑜的事。总而言之，史书记载中没有诸葛亮三气周瑜的事实。自然地，周瑜也绝不是因气量小而被气死的。
事实上，周瑜是死于作战时的内伤。据《三国志卷五十四》载，周瑜在与曹仁对垒时，“亲跨马擽阵，会流矢中右胁，疮甚便还。”据推测，这时的周瑜可能已经伤了肝脏，而且伤得不轻。再加上赤壁战后，周瑜一直都在与曹仁作战，没有很好养病，而且一直在为孙权的事业而操劳，所以伤后一年就病逝了。
历史上的周瑜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呢？实际上的周瑜是很旷达的。《资治通鉴卷第六十六》有这样的记载：“是时权位为将军，诸将、宾客为礼尚简，而瑜独先尽敬，便执臣节。程普颇以年长，数陵侮瑜，瑜折节下之．终不与校。普后自敬服而亲重之，乃告人曰：‘与周公瑾交，若饮醇醪，不觉自醉’”这则记载告诉我们，周瑜对孙权很尊重，周瑜对程普很宽容，对别人的尊重和宽容就可证明周瑜是旷达大度的。
据《资治通鉴卷第六十六》记载，赤壁之战后，曹操曾于建安十四年“密遣九江蒋干往说周瑜”，周瑜对蒋干说：“丈夫处世，遇知己之主，外托君臣之义，内结骨肉之恩，言行计从，祸福共之，假使苏、张共生，能移其意乎？” 周瑜对蒋干说的话可以说是情重义深，胸怀坦荡。所以蒋干回去对曹操说：“瑜雅量高致，非言辞所能间也。”孙权也认为周瑜器量广大，所以周瑜病逝后，孙权悲痛之极，发出了“公瑾有王佐之资，今忽短命，孤何赖哉？”的悲叹。周瑜对孙权的事业是鞠躬尽瘁的。赤壁之战后，周瑜伤得很重，病中的他，还念念不忘事业，一次又一次地向孙权提建议，在限制刘备的建议被否决之后，还提出了取西川的建议，这是他最后一次未孙权出谋划策，实际上他的这些建议都是很有战略眼光的。最后一次建议得到了孙权的赞同，可惜天公不随周郎意，就在他还江陵准备行装的途中，病发而逝了。
历史人物周瑜是值得我们后人学习的。他胸有大志，足智多谋；他重义高致，忠诚于他所选择的事业；他旷达大度，谦让长者；他惜才爱才，乐于举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