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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历史教材选修二单元介绍(4)

时间:2009-10-18 17:22:29  来源:姜守明
 

       选修2第二单元《 英国议会与国王的斗争》介绍
 
                         姜守明
 

    《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实验)》是教育部制订的关于新一轮课程改革的法律文本,以这个文本为依据,《历史(选修2)》学习模块设计了七个单元的学习内容。其中第二单元为“英国议会与国王的斗争”,概述了16世纪英国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资产阶级阶级和新贵族的成长、17世纪40年代和80年代的两次革命,以及君主立宪制的确立,它是对第一单元“专制理论与民主思想的冲突”的发展。

    英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宪政传统的西方国家,它曾在反对封建君主专制统治和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要学习本单元的具体内容,首先应当了解了英国的宪政史和社会发展等基本国情。

    同大陆欧洲国家相比,由于早期英国王权是建立在诺曼底公爵威廉征服基础上的,因而显得比较强大。这种依靠武力建立起来的强大王权,到亨利二世统治时期达到巅峰。从13世纪,英国王权开始走下坡路,日益受到封建教俗大贵族的限制,结果英国的政治生态发生了重大变化。英国的议会与王权的斗争构成宪政史的重要内容,主要表现为1215年签订自由《大宪章》、1265年召开了中世纪议会。《大宪章》是一部封建性的法律文件,它的主导精神是保障教俗封建贵族特权,保护骑士和市民的部分利益,并把王权置于封建习惯的约束下。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法律至上”和“有限王权”视为《大宪章》所确立起来的立宪政治的根本原则和反对君主专制制度的理论根据。所以,《大宪章》直到今天仍然是构成英国宪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享有“英国自由的奠基石”的美称。

    英国王权在走向在衰落的过程中,英国历史上第一次具有广泛代表性的议会在伦敦召开。除5名伯爵和18名男爵收到会议通知外,每个郡有两名骑士、每个大城市有两名市民代表参加了会议。英国中世纪议会体现了国王是贵族中第一位的思想,对王权起着限制性作用,因而形成了封建等级君主制的基础。近代以来,英国资产阶级以议会为阵地,从思想意识上抨击专制主义理论,并把他们的政治主张付诸实践,又从行动上开始了反封建、反专制的斗争,所以资产阶级与封建势力的较量构成英国近代政治生活的重要内容。17世纪的英国发生的两次革命,主要就是通过议会与国王的斗争形式来体现的。

    本单元(英国议会与国王的斗争)讨论了资产阶级革命前夕议会与国王的斗争,编写时主要考虑了下列几个因素:

    第一,英国是一个历史传统深厚的西方国家,17世纪革命正是与英国传统交织在一起的。在描述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背景时,通过适当追溯英国的政治史传统,拉近了中世纪与近代之间的联系性,这样可以避免人为地造成这两个时代之间的断裂;第二,英国革命持续的时间较长,前后长约半个世纪。在介绍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过程时,通过“向君主呈递《权力请愿书》”、“提交《大抗议书》”、“英吉利共和国的建立”、“克伦威尔成为‘护国公’”和“斯图亚特王朝的倒行逆施”等几个主要历史事件,将两次革命连缀成一个整体,这样既可以避免知识琐细,又可以方便理解与记忆。第三,由于上述几个重要事件在时间上具有前后相继的顺序关系,在性质上存在反差强烈的对比关系,在程度上体现为步步深入的递进关系,它们就成为理解17世纪英国革命的关键问题;第四,英国革命过程反复曲折、跌宕起伏,但温和与渐进发展的特点非常鲜明,根本没有后来的法国大革命那么激烈、那么悲壮,因而取材时没有过多地渲染其暴力性质。

    从本单元编写意图来看,既充分考虑与《历史(必修1)》第七单元第1课的衔接,又力求避免对它的简单重复,基本遵循了“普高课标”的基本理念和设计思路。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根据“普高课标”的要求,本单元应当安排三课内容,但由于现行“普高课标”中存在着一些需要改进的地方,本单元在编写时结合英国革命的具体实际,对“普高课标”作了变动,就是把三个学习要点合并成两个学习要点,相应地设计了两课,即第1课“英国议会与王权矛盾的激化”和第2课“民主与专制的反复较量”,这样可以适当克服“普高课标”指导下高中教材过深、偏难的缺点。

    从这两课的相互关系来看,第1课是第2课的铺垫,第2课是第1课的发展。第1课着重介绍资产阶级革命前夕的英国。新航路开辟以后到17世纪初,英国由于位于大西洋航运的中心线上,加之都铎王朝的大力推动,其资本主义经济的快速发展,支撑着一个新兴的海上强国。但是,斯图亚特王朝的专制统治却极大地损害了英国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的利益,结果王权与议会矛盾的激化将英国引向了内战或革命。第2课着重介绍了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复杂性。在这场革命中,民主力量与专制势力双方进行了反复较量,从英吉利共和国的建立,到克伦威尔获得“护国公”地位,再到斯图亚特王朝倒行逆施,这一切无不表明资产阶级推翻封建专制统治和建立民主制度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

 

 

    17世纪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是英国史研究中的热点问题,长期以来史学界对于涉及这次革命的许多问题都存在着不同看法,限于篇幅的原因,这里仅就英国革命保守与否这一问题略作介绍。

    20世纪50年代,田农的《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历史教学1954年第1期》)、刘祚昌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史》(上海新知识出版社1956年版)和林举岱的《十七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不但确立了苏联世界史体系在中国史学界的主导地位,而且规范了今后几十年国内研究17世纪英国革命史的基本框架与所持的观点。其中,这三部著作对英国革命所持的看法之一,就是认为这是一次不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其特点是资产阶级披着宗教外衣与新贵族结盟。

    持英国革命具有保守性看法的依据之一,是马克思在“评基佐《英国革命为什么会成功? 英国革命史讨论》”中的一段评述:“基佐先生最大的谜──英国革命的保守性的谜(他只能用英国人特有的稳重作风来解释这个谜),应该这样来解释,即资产阶级与大部分大土地所有者之间建立了长期的联盟,而这种联盟使英国革命在本质上有别于用分散土地来消灭大土地所有制的法国革命”。持英国革命具有保守性看法的依据之二,是把英国革命与法国革命进行比较。

    关于17世纪英国革命是否保守的问题,80年代初国内史学界展开了热烈讨论,许多文章对英国革命保守的观点提出了质疑。朱孝远先生认为,马克思并不是说英国革命是保守的,也没有用资产阶级和大土地所有者的“长期联盟”的存在来划分是“彻底革命”或是“保守革命”的意思。(参见《马克思认为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是保守的吗?》,载《世界历史》1981年第4期)。

    金重远先生也认为,英、法革命发生的时间相差一百多年,资产阶级成熟程度不同,所处的历史条件各不相同,所肩负的历史任务有所差别,需要的是具体研究这些差别产生的原因和影响,而没有必要按照依人的主观意志去划分哪个革命更优、哪个革命更劣,不能依靠超越历史发展阶段办法进行简单的类比(参见《论英法资产阶级革命的“保守”与“彻底”》,载《复旦学报》1981年第5期)。

    刘宗绪先生更是明确地指出,由于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是推翻封建制度,建立资本主义制度,所以在评价资产阶级革命时,只能用这个标准去衡量,而不应另立别的标准。多年来史学界以农民是否分到土地为衡量尺度,而不是以是否把封建土地所有制改造为资本主义所有制为解决土地问题的标准,实际上忽视了资产阶级革命的根本任务。他坚持认为,君主立宪制和共和制都是资产阶级的政权,革命后建立的君主立宪制,更符合早期资产阶级革命时的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水平,当时掌权的金融资产阶级是资产阶级中最成熟的阶层,由它建立统治权是历史的必然。(《欧洲晚期资产阶级革命的几个问题》,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1年第5期)

    金重远认为,对英国革命之所以产生了截然不同的观点,主要原因在于各自衡量革命是否彻底的标准不同。双方的主要分歧在于,衡量革命彻底与否是看摧毁封建制度解放生产力的程度,还是看革命后生产力发展的迅速与规模。也就是说,怎样理解革命与生产,解放生产力与发展生产力之间的辩证关系;革命的彻底性是否既表现为消灭封建土地所有制,剥夺封制地主阶级,又表现为消灭小农经济和对农民的剥夺;实现人民群众的某些迫切要求,尤其是农民的土地要求,应否作为资产阶级革命彻底性的表现之一;在政权问题上,如何看待君主立宪的问题。关于17世纪英国革命是否保守的争论,目前来看还没有结果,但是可以预料,随着资料的开拓,讨论的深入,双方的共同点会越来越多。(参见《英法资产阶级革命中土地问题的对比研究》,载《史林》(沪)199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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