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主流思想”编写说明

一

先简单谈谈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和孔孟儒学的兴起。这一专题应当重点讲清两个问题：一、儒学兴起的历史背景。二、孔孟儒学如何吸取各家之长丰富自己？

儒家兴起的历史背景，教科书上说到有“深刻的社会原因”，这就是社会大变革所造成的士的阶层的出现以及由“学在官府”到学术文化下移到民间的现象。在我国奴隶社会发达的西周时期，本来等级制是十分森严的，奴隶主阶级严格地分为诸侯、卿、大夫、士四个阶层，士属于最低的奴隶主，按照西周制度的规定，士这一阶层是负责对全民的军事和教化的，都要求习射、御、礼、乐之事，既要学文，又要习武，周天子选士用人，也都采用比试射箭和御车等武艺的方法。但到西周后期，尤其春秋时代，社会阶级有了极大分化，土地制度也有大变革，当时所谓“礼崩乐坏”的局面出现，实际上是等级制度破坏了，诸侯不再听命于天子，卿大夫在各诸侯国掌权，士这一阶层也不再听命于卿大夫，分为武士与文士两种，武士有时拥有“田十万”，成为新兴地主阶级，文士逐渐也成为身份自由的各诸侯国的文职人员，他们以礼乐、数术和其他文化教育知识为社会服务，成为“智囊”，参与诸侯国卿大夫等的国家大事。由于礼崩乐坏，原来“学在官府”的现象也不能永远垄断下去，出现了一批“学在民间”的私人办学团体，而且在各国形成特殊文化和政治势力，春秋后期形成的楚国以老聃为代表的老子道家学派、宋国以墨翟为代表的墨家学派，鲁国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是当时最有影响的几种学派，他们各有自己的政治主张，游说各诸侯国推行自己的学说政见，这就形成学术上“百家争鸣”的局面。

按照《中国儒学史》的说法，“文士是不参加体力劳动，专事脑力劳动的知识分子”，在社会上有较高的受人尊重的地位，所以在《管子》（管子为春秋早期人）一书中“士”的地位是高于一般人民的，“士农工商”将士排在第一位，孔子本人，是典型的士阶层的代表人物，他出身微贱，但掌握丰富的古代文化典籍知识，深通礼乐，又会主办祭祀等大事，更是首批进行私人讲学的带头人，所以他受到当时各诸侯国的尊敬，在社会上也成为名师。关于春秋战国时期儒学和百家争鸣局面的社会背景，侯外庐先生在《中国思想通史》里，有一段精辟而简要的议论，他说，在西周奴隶社会里，“土地国有、宗法制度和学在官府”，是“西周社会三位一体的系统”，而“土地私有、政在家门，学术下移”则是春秋战国大变革时代的又一个“三位一体”的系统。这意思最明白不过地说出了文化的变革、诸子百家的出现是由经济基础（土地制度）、政治上层建筑（等级制和宗法制的破坏）而决定的。

关于孔子儒家学派善于吸取各家之长终于蔚为大宗，人教社教科书中有这样一段话：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在互相争鸣，发表不同政见、彼此驳难的同时，他们“同时也彼此吸收、融合，终于形成中国的传统文化体系”，“后来成为主流思想的儒家，就是在吸收各家之长的过程中发展成长起来的”。这一思想很重要，在教师们讲授中外文化史的内容时一定要把握好。人类文化发展的过程，实际上应当是各国各民族思想文化相互交融、相互学习，共同发展的过程，这是世界文化发展的主流，而所谓“相互碰撞”以至排斥实际是非主流的。

中国儒家主流思想一直讲究“和为贵”，目前我们讲要构建我们国家中华各民族的“和谐社会”，我国在世界事务中也力求和平解决各国的矛盾，而不是像世界上某些霸权主义国家强把自己的所谓“民主”强加给不同国情不同制度的国家。从人类文化来讲，实际上也是一个各国互相吸收融合的过程，我国的四大发明为世界各国所广泛应用和发展，我国茶文化成为一种世界各国的消闲文化方式，我国从西方各国吸取若干先进科学促进本国科技工农业的发展，阿拉伯数字至今尚为世界各国所用，这都是绝好的例证。儒家学术文化也是一样，是吸取各家学说文化精华形成的一种综合荟萃。

《历史3》在“孔子及儒学的勃兴”一目中，摘引了一段孔子问礼于老子的《史记》记录，孔子在拜访后，对老子评价甚高，称他深不可测，是“乘风云而上天”的“龙”。可见他对其他学派的尊重。其实，孔子自身的许多宝贵思想，还有许多是兼采了其他学派的合理思想的，有的是取其精华，有的是兼采各家合理的因素。例如，匡亚明先生的《孔子评传》专著，就认为孔子最重要的核心思想之一的“中庸”，就兼采了墨子的“兼爱”和道家的“为我”的思想。匡亚明先生这样分析：“从孔子儒家的观点看，墨家的兼爱把爱人发展到无差等的地步，违反了亲亲；道家把自爱发展到无尊无贵的地步，违反了尊尊。两者各取或过或不及的立场，远离了中庸。而孔子的中庸在某种意义说正是取‘兼爱’与‘为我’之中”。《中国儒学史》更认为，孔子思想的核心“仁”字，也是春秋时代各进步思想家的综合创造，只是孔子把仁独创成一种人本主义的思想体系。

《左传》曾引孔子自己的话说：“古也有志：克己复礼，仁也”，专家们认为这“古也有志”是指孔子前和孔子同时就有许多关于“仁”的记载，《尚书》和《诗经》中都见过“仁”字，管仲的文章认为本的思想更为突出，有“齐国百姓，公之本也”、“夫民，神之主也，”的论述。孔子把这些当时的进步思想集中起来，创造出仁的思想体系。孔子就是这样一点一滴汲取春秋各家进步思想的精华的。学者说：“这说明人的价值开始被肯定，民本的思想已经萌发。这就是孔子发展其仁学理论的历史文化背景”。战国时期的荀子，被公认为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集大成”的意义不仅仅是把春秋战国时期儒家思想的优秀精华收集归纳到一起，形成战国儒家一种新的体系，更重要是荀子还“集”了当时道家、墨家、法家等思想派别有用的合理的科学的成分，用新的时代精神，改造了儒学，使其更为合理更加有益社会的需要和进步。

杨宽先生的《战国史》论为：“荀子改造了原来儒家的思想体系，批判地综合了法家、黄老哲学和其他各家的学说，使之适应当时新兴地主阶级政治上的需要”。荀子作为战国后期的儒家代表，一方面批驳了其他各家的不合理的部分，有《非十二子》一篇名著，但同时也用诸子百家中的合理、科学和积极成分改造、丰富了儒家学说。最明显的如他吸取了道家的“天道自然”和“无为”思想，改造为“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的唯物主义自然发展和社会发展规律观；荀子还吸取了墨家学派积极的天命观，发展成为荀子独有“制天命”的人定胜天的唯物主义世界观；他接受了法家的合理的法治理论，提出“法者，治之端”，应和儒家的“礼者，人道之极”把礼和法结合起来治理天下。

《中国儒学史》说：“荀子是先秦时期最后一位儒学大师”，但他的儒学体系已被改造更新，“他通过对各家各派学术思想的批判总结，建立了自己独具一格的思想体系”。儒家思想在我国古代思想史和政治史上之所以具有超乎寻常的生命力，形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思想，正是由于它具有与时俱进的特点，根据不同时代的需要，在自身内容上不断改进，符合新时代的要求。先秦时代的孔子、荀子是这样，以后的董仲舒、理学家们也是这样。先秦时代儒学大师们的许多至理名言，如孔子的“为政以德”、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荀子的君民舟水关系的论述，在我国历史上历经两千多年而成为永恒格言，成为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就是由于这些杰出的思想家具有高瞻远瞩，博大精深，与时俱进的特点。

二

本单元的第二课，讲的是儒家怎样演变为我国封建社会长达二千年的正统思想。这一过程是从公元前2世纪时汉武帝统治时期开始的。使儒学成为正统思想的代表人物是董仲舒。张岂之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秦汉魏晋南北朝卷》称赞汉武帝、董仲舒为“以儒学为基石的文化创造”时期，是十分中肯的。通常我们最喜欢用的概括词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为什么在汉武帝时期会出现独尊儒术的新局面呢？这里有深刻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背景。首先，政治和经济上，是汉朝最高统治集团加强中央集权统治的需要。从秦始皇始建我国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皇权统治以后，由于秦朝残暴的统治，很快引发了秦末农民大起义，不久形成楚汉之争和各武装势力的割据，汉初的皇权得以削弱，异姓王和同姓王的地方割据统治，长达六十年影响中央王朝的统治。景帝时代的七国之乱，典型表现了地方割据势力对中央的威胁，到汉武帝时，这些诸侯王势力依旧尾大不掉，使汉朝中央集权统治受到严重威胁。经济上，由于统治者为了安定民心，缓和社会各种矛盾，长期采用黄老的“无为而治”的政策，虽避免了过多的扰民，但也是使一些不法大臣、大商贾、大地主大量兼并土地，对农民强取豪夺，造成社会不安。边境上，又有北方匈奴、南方两越不断侵犯，制造事端，边民不得安定。这三个方面，都需要汉朝政府采取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措施，来解决这些社会和民族矛盾。在政治和经济上，汉武帝先后采取了推恩令等政策，削弱诸侯王的割据势力；同时用《左官律》和《附益法》打击那些拉帮结伙、对抗中央、扰害人民的大地主大官僚。《左官律》规定，凡在诸侯王国任官者，地位要低于中央任命的官吏，并不允许再进中央任职；《附益法》是一种严惩王国官吏和诸侯王勾结一气的重法。在思想文化方面，加强中央集权的最主要措施就是“独尊儒术”，把儒学提高到国家的正统独尊的地位。

战国后期经过秦王朝到汉初时候，儒家学派经历了一次曲折的发展过程。战国时儒、墨两家曾形成为当时势力最大的学派，有“非儒即墨”之说。但秦始皇当政时期，对儒家进行了一次沉重的打击，焚书坑儒政策曾使儒家大伤元气，许多儒家典籍遭毁，大批儒生不是被杀就是受到迫害。汉初高祖、吕后、文景时期，又以道家的清净无为思想统治为主，儒家仍得不到发展的机会。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对道家“无为”思想感到不能适应他积极进取的要求，而对儒家的治国方略感到兴趣，迫切希望有实现他治国强心的思想学说来统领全国。恰好当时几位儒家代表人物已经略成气候，尤其是大儒董仲舒已经形成一套治国理论。二人一拍即合，于是出现了历史上著名的公元前134年的汉武帝诏试贤良一幕。“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就是在这次武帝亲自策试中董仲舒向汉武帝提出的，立刻受到武帝的极力赞赏。所以，独尊儒术，儒学终于成为国家提倡的正统思想，是历史的需要。这一点，在讲授本课时是一定要特别注意的。

这次诏试贤良，或称“贤良对策”，《汉书》记载是十分生动的，汉武帝真心实意想得到治国的“贤良”，所以在下诏中这样诚恳地表白：“贤良明于古今王事之体，受策察问，咸以书对，著之于篇，朕亲览焉”！意思说，贤良们都是明察历代国事之人，现在接受皇上的策问，一律要写成文字，让朕亲自看阅。结果前后有数百人应策，而董仲舒受到了武帝的亲自召见询问。但这次策问，在《汉书》记载上，《武帝纪》和《董仲舒传》互有年代的出入，前者记在武帝元光三年（公元前134年），而《董仲舒传》则记在“武帝即位”之年，即公元前140年。对此，教师们可以不必追究。关键是要讲清董仲舒对策的内容。学者们一致认为这次对策，即为董仲舒著名的《天人三策》，而独尊儒术的主张载其第三策的末尾，也即人教版教科书上“学思之窗”所引那段古文。董仲舒的“天人三策”为什么受到汉武帝的青睐呢？最最重要的当然是这些主张完全符合武帝要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董仲舒首先提出大一统的政治主张，他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绠，古今之通谊也”，就是说大一统是天地古今常存的大道理，不能违背。其次，董仲舒又提出君权神授和天人合一的理论，把皇帝的权力地位神化法律化，不可动摇。这对于当时中央集权统治的加强都是绝对有益的，这是理论依据。除此而外，董仲舒还向汉武帝提出若干用儒家思想进行统治的具体政策、做法，例如治国理政必须经常“更化”、“更张”，这是不断改革，与时俱进的要求。对百姓还应“善治”，强调“教化”，这是儒家“仁政、德政”的体现。

这里应强调谈到，为什么偏偏是儒家思想成为我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思想？这一点新高中课标没有涉及，各家教科书也谈得很少。

张岂之主编《中国通史?秦汉魏晋南北朝卷》谈了六点，最主要的是：一、儒家崇尚“仁政”，其实质是人本主义，客观上有利于调整社会关系，安定太平。二、儒家提倡“和”的精神，贴近人情，容易为一般百姓接受，既不像法家学说那样强硬，又不像道家学说那样去远，更便于以此推行道德教化。三、儒家中庸学说，更适宜于农业民族的心理习惯，从中国人传统心理说，更容易认同。四、儒家“大一统”理论，更利于我国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形成，有利于我国二千多年来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

《中外历史问题八人谈》一书罗国杰著《中国儒家思想与政治统治》一文，将儒家的核心内容归纳为五个方面：一、仁爱思想。孔子把“仁”看成一种最高的道德准则和道德品质，要求统治者要爱民，否则社会就得不到安定。仁爱思想是对一切人的要求，这样社会和家庭便会安宁。二、强调整体思想。国家利益、社会利益、民族利益和整体利益要放到首位。三、提倡人伦价值。即强调每个人在社会人伦关系中的地位及其所应有的义务和权利。四、追求精神境界和理想人格。五、强调自我修养和实践的重要，儒家认为修身才能齐家、治国、平天下。正是上述这五点，使儒家思想在我国长治而不衰，因为它是治国安民、经世治用、稳定社会、协调关系、完善人格的至宝。

三

本单元的第三课是宋明理学。理学是儒学发展到宋朝以后的一种儒学新体系，这是随时代发展而产生的。应该说，从汉代儒学到宋明理学，中间还有一段长达七百多年的魏晋隋唐五代时期的儒学发展，而这一段经历了儒、佛、道三家融合以及孔孟神化的重要过程。但在新课标里却没有出现这一部分内容，不能不算遗憾，现在人教版教科书里只得用正文加异体文补上这段内容，这样做是正确的。

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儒学的发展可以归纳为三大特点：第一，是儒教根据时代的特点，逐渐吸收了佛教和道教思想一些积极合理，逐渐形成所谓“三教合一”的新儒家思想体系。匡亚明先生在《孔子评传》一书中指出：“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家思想面临着道佛二教的严重挑战。儒、释、道三种思想文化的斗争过程，也是相互渗透、相互吸收的过程”。他还提出，“魏晋玄学实质上是道家和儒家妥协的产物”。而在学者李申的专著《中国儒教史》里，玄学则被称为“儒学的深化和染杂”阶段，这是儒家思想体系经过了又一次改造，掺揉了道教、佛教的新鲜，内涵变得更丰富和博大精通了。到唐朝，儒学在士大夫那里称为“道学”，即道统之学，到宋朝，更发展为理学，都是以释、道、儒三家不断糅合不断互相吸收融化为其特征的。匡亚明先生总结说：“为了适应新时期，新王朝专制统治的需要，当时儒家的思想家们，在儒、释、道三家长期相互斗争、相互渗透的基础上，以孔孟学说为主，吸收各家之长，建立了以理学或道学为名的所谓新儒学”。注意这里的“以孔孟学说为主”，广泛吸收中国自己的道教文化和外来的佛教文化，形成的仍然是儒家为主流思想的新儒学时期。这里应当专门强调一下我国传统文化极强的生命力和对外来文化强大的融合力，任何外来文化来到我国都会被吸收融汇为“中国式”，最鲜明的是从印度传入的佛教，到中国也会演变为“中国式佛教”，后来由中国再传到日本、朝鲜半岛的佛教，实际已经是“汉化佛教”，这是学术界公认的。第二，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是民族大融合时代，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流思想的儒家思想，也为所有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少数民族认可，许多历史上原属于北方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也都把儒家思想作为治国安民的主体思想。例如十六国时期，匈奴族贵族建立的前赵，其建立者刘渊就特别崇敬儒学，曾拜汉儒为师，虚心学习儒家经典，鲜卑慕容氏建立的后燕统治者，“敦崇儒学，”氐族建立的前秦苻坚更是大崇儒学，还曾亲临太学考场，了解儒生学习状况。鲜卑族北魏道武帝“初定中原”，“便以经术为先，立太学，置五经博士生员千有余人”。可见魏晋南北朝时，虽各民族纷纷割据中原，社会混乱，但儒学则一直被各民族所重视，它已经成为中华各民族共有的主流思想和共同的心理状态。以后与宋明理学同时，儒家思想也是辽、金、元各朝契丹、女真、蒙古各统治民族的治理中原的主流思想。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建国时即宣布“孔子大圣，万世所尊”，不久在辽上京建孔子庙。金朝统治者也在各地大建孔子庙，规定以儒家经典为国子学的主要学习内容。元朝初年就有汉族大臣姚枢、许衡等大力倡导程朱之学，到中期元仁宗时，恢复科举考试，理学很快上升为占统治地位的学术思想。两宋时期，甚至连偏居西北和西南的我国党项族建立的西夏和藏族建立的吐蕃也都进行儒学教育，以儒治国，史载“西夏之盛，礼事孔子，极其尊荣”，吐蕃在甘肃和青海的唃厮罗政权，用“中国法教”教育子弟，设立相当于汉族太学的“蕃学”，教以儒家经典。第三，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还有一个特点是儒学的逐渐神化、宗教化。表现之一是各朝为孔子建庙。唐高祖李渊建国第二年，就下令在国子学里立周公、孔子庙，还规定应由皇帝亲自奠祭，以后各朝以此为准。表现之二是各代封孔子为公为王，称之为“先圣”，将其神圣化。从东汉开始，孔子已被汉朝追封为公，到唐玄宗时，更追谥为文宣王，宋真宗更进一步封孔子为“至圣文宣王”。各代皇帝都纷纷到孔子故乡曲阜孔庙大搞祭祀活动。这样，儒学逐渐宗教化，成为儒教。……上述内容，是目前各家教科书所简略叙述或不予叙述的。多讲几句，为的是使教师们对中国整个儒学发展史有一个更完整的概念和印象。

至于宋明理学，课本上已介绍较多，这里仅介绍一些各家不同的评价。以往对宋明理学，常常批判多于肯定，目前课本具体评价不多，只对几位著名理学家作客观叙述介绍，这样做的原因是由于目前学术界对理学的论评仍未形成一个统一的标准。有一本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中国古代文化史》几乎对朱熹、王阳明全盘否定，说：“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到宋朝，统治阶级需要更严密、更反动、更具有欺骗性的思想理论来控制人民的言行，保证封建秩序不受冲击。宋代理学的纲常伦理思想可以更有力地维护封建社会那套严格的贵贱尊卑的等级制度，钳制人民的思想”，因此程朱理学得以发展起来。对王阳明，更说：“王守仁一生中，多次亲自指挥镇压农民起义，他的思想反动，不仅诬蔑农民起义军为贼，而且宣称‘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意思是，用武力镇压农民的反抗容易，而消除人民心中的反封建思想才是最难的”，因此他才主张用“理”、用“良知”，去树立封建伦理道德观念。另外一些专著也说：“宋明理学是封建后期的统治思想，为强化封建社会后期的统治服务。从政治作用说，理学是思想史上的浊流。”目前一些学者们，对二程、朱熹、王阳明作为几位大儒，则从以下几点肯定他们的学术贡献：第一，理学家们把儒学发展到一个新阶段。比如《中国儒学史》一书评二程：“二程察人伦物理，尽性至命，补孟子所未备，论子贡所未闻，把儒学推向了一个新阶段。”说朱熹：“朱熹的新儒学思想，远承孔孟，吞吐诸儒，吸收佛老哲理方法，融入儒学，故能‘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形成儒学思想的成熟理论状态。”还谈到朱熹思想远传国外，广流世界等等。第二，理学对儒家学说的集大成作用。学者谈到朱熹的《四书集注》融汇了历代学者对儒学的研究成果，还引用了康熙在《朱子大全序》中提到他对儒学的巨大贡献：“集大成而绍千百年绝传之学，启愚蒙而定亿万世一定之规。”第三，肯定理学家们在思辨学术中的精细和创见，使儒家思想正本清源。有的学者说：“在儒学阵营内部，二程竭力正本清源，强调守圣人之道”，“二程之学，始于立志为圣人，探寻圣人之道，是他们的致思方法。二程在“天理”、“格物”、“致知”，朱熹在“理”“气”“性”“心”等辩证关系有创新的说法。有的著作认为，朱熹的高明之处在于他对学问的严密理会，铢分毫析的思维方法，他的学术概念比较明晰确切，对概念关系思辨精密，思想体系严密系统。这使理学家个个成为严格的哲学家、思想家。侯外庐、邱汉生诸先生主编之《宋明理学史》有一段说得十分精辟：“宋明理学达到了思想发展史上的新的水平。它提出的范畴、命题，所讨论的问题，是新的，它探究的学术理论的广度和深度，是前所未有的。”上述各家不同评论，可供教师们参考。

四

本单元的第四课，是介绍明清时代的几位进步思想家：李贽、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李贽是明后期思想家，其他三家为明末清初的明清之际。课文题为“明清之际活跃的儒家思想”。

在讲述这一部分课文内容时，教师们要特别注意以下两个问题：一、这一时期的政治经济时代背景。李贽生活在明朝后期的嘉靖万历年间，其他三位都是明末清初人，即都生活在公元16、17世纪。这一时期的时代特点是我国封建社会已到后期，辉煌时期早已过去，社会千疮百孔，各种矛盾尖锐突出，尤其明末清初，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都空前尖锐，1627年至1644年爆发了声势壮大的李自成和张献忠领导的明末农民大起义，1644年李自成起义军攻进了北京城，灭亡了明朝；同时，东北的满族建立的后金，不断向明朝进攻，经过努尔哈赤、皇太极、顺治三代的努力，终于在1644年在吴三桂的内应下进入北京城，赶走了李自成起义军。然后清王朝一面剿灭李自成、张献忠起义军，另一面又和明朝余党建立的南明小朝廷斗争，内战一直到1662年方告结束。所以明清之际的几位思想家，都是在国破家亡、山河破碎的混乱日子中度过的。他们的思想肯定要带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四位思想家的共同特色，一是他们都属于反传统的，李贽被称为思想文化界的怪杰异端，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也都是以反对封建专制和封建道统闻名。二是除李贽尚未卷入大规模的阶级和民族斗争外，其他三位思想家都曾亲自参加激烈的抗清斗争，而且誓不降清，不在清朝做官。三是由于他们思想进步，有开明的资本主义经济主张，在思想总体上属于唯物主义思想家。学术界对上述几位思想家评价很高，《明朝史话》说李贽：“面对黑暗的社会现实和思想界的保守落后，奋起揭露统治阶级和道学家的空疏与无能；他敢于向封建传统观念挑战，勇于批判盲目尊孔颂经的迷信思想。”

《清朝史话》评论黄宗羲：“尖锐地批判了封建君权，透彻地发挥了民主思想”，他的代表作《明夷待访录》：“对社会经济问题，提出了进步的主张”。“发出了‘工、商都是民先之本’的时代新声，反映了清初资本主义萌芽的复苏，代表了进步工商业者的要求”。顾炎武最可贵的，还是他的民主思想，他反对君主的专制。他明确地指出：‘人君之于天下，不能以独治也！’独治不行，而应该实行‘众治’”。这是鲜明的民主思想，他的名言“保天下者，匹夫之贱者有责焉耳矣”，后来成为人们所熟悉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中华民族的豪言壮语。对王夫之，学者有更高的评价：“集了古代朴素唯物主义的大成”，“有一些辩证的观点，达到了前人所未达到的唯物主义思想的高峰”。

现在有一个摆在教师们面前的问题：李贽和明清之际三大思想家，既然他们激烈反对传统思想，反对理学的不合理的部分，具有鲜明的反专制的民主主张，那么他们还是不是儒家思想发展中的一个部分、一个阶段呢？从课标和教科书的标题“明清之际活跃的儒家思想”看，他们应当属于儒家思想的一部分、一个新阶段。从一些学术专题《中国儒学史》、《中国儒教史》的写法和安排看，他们都各自占儒学史里的一章或一节，但是他们属于一个特殊时代的儒家派系，教科书中称之为“活跃的儒家思想”，即不同于一般的儒学；《中国儒学史》则用“经世应务”、“崇实致用”的“实学”思潮来总括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而《中国儒教史》用“危机四伏中的儒教”来形容儒家传统思想当时已面临必须改造的形势。但是，李贽和明清之际三大思想家毕竟还属儒家学派中的改革派。他们并不全否儒家思想，而是希望给儒家思想增添符合新时代的内容。号称异端的李贽是个明显例子，《中国儒教史》说，李贽“对周公孔子”、对明代开国之君朱元璋，“都充满了虔诚和敬意。他痛心疾首的，是那班迂阔门徒、假道学、伪君子败坏了他们的事业”。“他（李贽）是真正的圣人之徒，是儒教和大明朝的孤臣孽子”。李贽并不一概否定儒家思想和理学，甚至还十分敬佩明朝理学代表王阳明，他真心接受王守仁的“良知”说，认为圣人之所以为圣人，就在于真心、天性，而这便是“良知”。《中国儒学史》也指出，黄宗羲是以“继承儒家民本思想”为前提，来“反对封建君主专制”的。同时指出王夫之的思想理论体系是“六经责我开生面”，意思是王夫之是在贯通儒家六经的基础上使儒学得以改造，别开生面。顾炎武公然声称：“凡文之不关于六经之指、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意思是做学问，一要在儒家六经的范围之内，二要切合时务，离开此两点，则一切不为。明确表示自己仍是坚信儒家学说的信徒。上述各家的论述，可供教学时参考，以解困惑。

儒家思想是一个深而且广的问题，在教学中需要教师认真查阅学习各类参考资料，把内容讲深讲透。而且，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主流思想，又和人们社会生活、国家政治紧密结合。《中外历史问题八人谈》一书说：“这个学派是同政治密切相联系的，是以治国安民、经世致用、稳定社会、协调关系、完善人的德性为最终目的的。”我们在讲授这部分内容时，要密切注意上述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