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成刚：清末民国历史教科书中的“太平天国运动”

民国历史教科书对太平天国运动原因的分析，较清末历史教科书更深入一些，分析和结论相对更为客观。这一时期的历史教科书，普遍把两广灾荒作为起义发生的直接原因，但对清末教科书所强调的受基督教鼓惑的影响，并没有单独列出，而是放到太平天国运动的酝酿过程中叙述。这也说明当时国人对待西方文化的态度发生了很大变化；普遍将清朝政腐败作为太平天国运动的主要原因，这就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太平天国运动的合理性与正义性。详细说来，民国历史教科书对太平天国的叙述可以分为三类：

1、袭旧型。此类教科书编者沿袭清末的编写思路和立场，站在清朝统治阶级的立场上，将太平军称为“盗”，“贼”或“匪”，就笔者所翻阅到的历史教科书为限，这种认识在民国时期并不是一种主流认识。

比如1915年赵玉森编纂的供初中教学使用的《简明中国历史教授书》[9]教授书，这本教授书对“太平天国运动”就给予了否定性的评价。该教授书中的课堂教学设计是这样的（部分）：……问发匪初起之时，仗义讨贼者是何人？答曾国藩及胡林翼。曾国藩编制何军？答编制湘军。教师然后告诉学生湘军所立的功绩，及继曾和胡而起的贤将。……洪秀全以救民为旗号，实致害民，故其身败名裂。凡托词救民，其实害民者，不可不引为前车之鉴。遗憾的是，笔者未找到与该教授书相对应的历史教科书，但可以肯定的是，从这本教授书我们不难知道这本历史教科书的编者立场。

比如有编者（1920年）对曾国藩的湘军大加赞美：“时曾国藩在湘乡，受诏募乡勇讨之。克复武昌，湘军之名始显，胡林翼扼长江上游，太平军不得逞，遂多兵陷苏常，犯闽浙，”[10]“后秀全兵势益盛，诸王自争权利。轧轹屠戮兵将，焚杀残酷，狠如豺虎。而所奉之教又与中国习俗不符。于是中国人心既痛恨而西人亦恶之。”[11]加之太平将士烧杀抢夺事件时有发生，民众开始转而向清。在太平天国极盛时的欧美人士，也舍中立态度，起而援清，组织常胜军，配合清军共同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显然作者仍然把太平天国运动视为扰乱社会的行为。

还有编者（1933年）作者指出：“太平天国军队，所过战争，人民认为公敌”，“计此乱互十五年，扰及十六省，屠城六百余，兵燹疮痍，至今未复，秀全固亦华族中之枭桀也。”[12]这一点与清末历史教科书对太平天国运动的定性没有区别。

2、革命型。此类教科书对太平天国运动的评价较高，称之为“从事革命工作”。在具体叙述中站在太平天国的立场上，以太平天国运动的发展为主线。叙述中满含溢美之辞，比如在谈到太平军攻取金陵时这样描述：“清驻防兵旧虐民人者，多见戳，合城士女尽欢呼。”[13]此外，对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后的内政外交都详加叙述。同时，此类教科书大多都对太平天国的内讧与败亡做了客观论述，但有些教科书将太平天国失败的原因全部推于内讧，就有失偏颇。

3、民族型。这是民国历史教科书对太平天国运动叙述的主要类型。站在汉民族的立场之上，仍以太平天国运动的兴衰为叙事主线，称上帝教为“抱有民族思想的秘密会党”。[14]称太平天国运动为“汉人纷纷起而作民族革命运动，于是酿成十余年太平革命的光荣史”[15]。有的教科书将金田起义后，太平天国迅速发展的原因归于两个方面：“一方面即是乘东南各省不满意清政府，构成普遍反动意识的时候起来，所以起事不久，就能蔓延遍及东南各省；而另一方面，又因社会其它一种潜势力，早已蠢蠢发动，洪秀全恰代表了这种势力。遂能号召太平天国的成功，实在是结合这两种势力构成的。”[16]此处的“潜势力”，即汉族的排满意识，这种认识虽有部分合理性，但并没有真正揭示这场农民运动的本质。

4、既反清又反帝的原始民生主义农民革命运动。这是以治世界史见长的学者杨人楩1933年提出的一个深刻观点。他高度评价太平天国运动，指出了运动的反帝反封建的双重性：“太平天国的革命运动，却是清室压迫与列强侵略的反动，也就是反帝国主义的原始民生主义的农民革命。原来，自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备受列强侵略，而广东一省已与外国通商有长久的历史关系，所受苦痛，更为切身；所以秀全一创上帝教，凡两广贫苦无告的农民，就相率奉教，而酿成伟大的革命运动。”[17]这是民国历史教科书中对太平天国运动评价最高的观点。

还值得注意的是，部分编者从该立场出发，对曾国藩领导的湘军评价很高，没有将湘军看作是维护清朝统治的工具，而将其崛起归结于太平天国所奉教条与国人故有之礼教不合，“故各地方的民军即自动的群起而攻之，而这种民军的代表领袖就是曾国藩。”[18]对于湘军战胜太平军，曾国藩等得以晋升，政权得以逐渐移入汉人手中，更是大加赞扬。显然这种认识，混淆了阶级压迫与民族压迫。不过能够认识到太平天国运动影响到了清统治层政权结构的变化，确实相当深刻。

民国历史教科书对于涉及民族思想的内容叙述较多。民初历史教科书对太平天国运动中所颁行的反映政治、经济、文化及生活改革的《天朝田亩制度》缺乏重视。笔者所见到的，只有由民国教育部主持编写的历史教科书对这一部分做了详细描述，提到了太平天国所颁行的“公田公产制度”。[19]总的来看，民国中后期的历史教科书，在叙述内容上，不再局限于初期侧重军事史，而是以更开阔的视野去论述太平天国运动的军事、政治、文化等内容。

从中不难看出，民国代清而立后，但并不表明科学的历史观亦随之确立。民国中小学历史教科书在如何评价农民起义上还是表现出了一定的模糊性和多变性，有些作者肯定了太平天国运动的反封建性和反帝国主义侵略性，同时也有作者全面否定了太平天国运动，这充分说明旧史学依然影响着民国的中小学历史教育。而且含有这两种观点的历史教科书在北洋政府时期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都得以允许出版，说明在教科书的评审制度下，编写者享有一定的学术自由，即作者可以较自由地阐释自己的史观，从而使得历史教科书实际上兼有“教科书”与“史著”的双重特点，承担起了“教育”与“探讨学术”的双重功能。这种较为自由评论的权利虽值得我们今天学习，但是由于编者混淆了具有教育属性的教科书与史著的区别，显然又阻碍了历史教科书编写质量的提高。

（二）失败原因与造成影响之比较

盛极一时的太平天国运动，不到十五年就以失败结束。清末历史教科书受专制主义皇权思想的支配，将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大多归于太平天国内部的内讧及官军有力的镇压。或出于己见，或便于评审通过，教科书里的太平天国是不堪一击的，虽盛极一时却最终难逃失败命运。“咸丰八年以后，乃分据江浙，赴下游，无能为矣。”[20]此外，清末教科将太平天国失败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归于其内讧。“而贼自踞江南以来，秀全深居伪宫。诸酋罕得见，军事之报，刑赏黜陟，一决于秀清。”[21]“秀清欲除秀全而自立。秀全知其计，使韦昌辉杀秀清，恐诸贼不服，又杀昌辉。”[22]自此以后，太平天国衰运不竭。又加之宦军（尤其是曾国藩领导的湘军）和“洋兵”的有力镇压，太平天国必败无疑。[23]

民国历史教科书，对太平天国运动失败的原因分析，与清末相比，同异共存。

清末民国历史教科书普遍认为“天京变乱”导致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具体阐释又有所不同，民国历史教科书对于天京变乱的分析更有见地。其中一种观点认为：“洪秀全虽有民族思想，但他的帝王思想更为强烈，以致引起各位的争执，伏下后来诸王自残杀的祸机。”[24]这种观点显然不可能在清末历史教科书中发现。不过相当多的作者将太平天国覆亡的原因完全归于诸王内讧，就有失全面。

更令人叹为观止的是民国时期个别历史教科书从文化、革命理论和军事决策等角度对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做出的的不落窠臼的解读。

比如有编者指出，洪秀全在广西创立上帝教时，借基督教教义所宣扬的教条对下层民众具有迷惑性，因此势力很快发展起来。但随着太平天国的建立，其发布的一系列政体制度，与传统中国的礼教越来越抵触，因此，太平天国的改革政策，激起了士大夫们的反抗。但是洪秀全等对于中西文化，没有真正了解。所颁政令“往往新旧杂擦，政教混淆”，和中国历史文化相距太远，“为中国人所不喜”，故遭受一致攻击，而其中的代表领袖就是曾国藩。[25]在这种形势下，清政府采纳“以汉攻汉”的政策，大力扶植汉人，击败了太平军。

又如，洪秀全起事所依据的指导思想是假借基督教而形成上帝教。基督教不合封建士大夫口味，与基层群众的心理也不合；缺乏政治思想与道德观念，法令举止均不得宜。因此渐失人心，形不成凝聚力。在军事进攻过程中虽然攻灭了一百多座城市，但大多攻而不守，洗劫一空即撤走。清军很快就会重新控制，太平军也就失去了牢固的革命根据地，至北京陷落时，毫无后路可退。[26]这类观点较为新颖，亦是相当的中肯，多出现于20世纪40年代的历史教科书中。

清末历史教科书对太平天国运动影响的论述涉及不多，侧重于两点，一是“汉族势力的崛起”。比如有编者指出，自清军入关后，满清开始统治中国。清政府一向对汉族官员决不委以重任。当太平天国运动发生时，八旗绿营兵早已溃不成军，此时只好依赖于曾国藩等汉人来“剿匪”。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后，“是时诸将师之办贼者，自曾国藩以下皆进爵有差。”[27]由此，汉族势力在朝廷中逐渐掌握大权；二是“破坏社会安定”。有作者指出：“秀全自起兵至是已十五年十六省之地。皆为蹂躏，至是始得收复，嘻其难也。”[28]

民初历史教科书对太平天国运动大多只述不论。20世纪20年代后的教科书中，对太平天国运动的影响都有分析。概括起来，如下四点值得重视：

1、汉政权崛起，“伏日后革命之机”，为辛亥革命储备了人才。清末民国历史教科书都指出，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崛起的曾国藩等逐渐掌握军政大权，使得清政权逐渐旁落于汉族手中，并将其视为太平天国运动的重要影响。但民国的编写者并没有局限于此：“兵权政权渐落于汉族手中，为日后革命军容易颠覆清廷一大关键。”[29]

还有编者认为，湘军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后，大多加入哥老会，后来与革命党联络反清，于是才有辛亥革命。而辛亥革命发生之时，淮军蜕变，也对革命起了很大作用。“太平天国虽败，而那些秘密组织，却更盛一日，尤其在南洋美洲的华侨，几乎皆是，积至清末革命起时，这些秘密组织和华侨，都成了革命初期的中心人物。”[30]太平天国失败后，许多将士流亡国外，仍以兴汉灭满为旗帜，隐伏着日后革命的因素。清末革命运动与美洲华侨三点会很有关系，而三点会的发达，是由于太平天国辅王杨辅清的传布。

2、造成军阀割据局面。这一观点出现于二、三十年代军阀割据时期。前已提到，镇压太平天国而立下汗马功劳的曾国藩等汉将，被委以大权。“湘、淮军将帅为封疆大吏，专方面重任，从此，督抚之权骤张，竟渐渐地造成地方分权之局。” [31]继而成为民国军阀割据的先驱。

3、使外人在上海扩张权利。少数历史教科书认为在太平天国运动中，上海官绅借洋兵助剿，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后,英美等国家乘机在上海扩张权利。

至于对清政府统治的沉重打击，虽没有单独列出，但从文中可看出来。清末民初的教科书对太平天国运动的叙述，基本上以军事史为主，民国中后期的教科书，除了军事史外，还详细叙述了天国颁行的一系列政治经济改革。不过对于这些政治经济改革的历史意义，及其与天国兴衰之间的关系，并没有论述。对于《资政新篇》，无一历史教科书提及。

（三）比较之结论

一方面，民国中小学教科书出版的开放与竞争机制促进了历史教科书建设的多样化进程；另一方面，历史教科书的编写充分反映了时代特点。清末历史教科书，更多的是政治的附属物，缺乏独立性。民国历史教科书关于太平天国运动编写背后虽有官方和社会变革的“影子”，但其影响是非直接性的，在很多情况下往往取决于编者个人的史观。总的来看，从对太平天国运动叙述来看，史学观念呈现出了一种进步的特点。

如1904年清政府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学务纲要》就特别指出，各书局编写的教科书，应由学务大臣审定，审定后的教科书才能供各学堂使用。审定的标准诸如“宗旨纯正，说理明显，繁简合法，善于措词，合于讲授之用”。同年还颁布了《大学堂编书章程》又强调了教科书编写宗旨：端正学术，不堕畸邪。1906年，清学部编译局制订了详细的编写教科书的要则。其中指出，教科书编写必须坚持“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的五原则，实际上是对学务纲要中“宗旨纯正”和“端正学术”的进一步阐释。显然，政治性始终是教科书编写的首要和核心标准。所以说，清末历史教科书，对于太平天国运动的评价，只能有一种立场，即否定性评价。民国成立后，教育必须与民国的民主共和精神保持一致。1912年初，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颁布了《普通教育暂行方法》，明确规定：“凡各种教科书，务合乎共和和民国宗旨”。清学部准行使用的教科书，或者禁用、或者修改。各级学校只能使用教育部已审定出版的教科书。

比如1909年陈庆年编写的《中国历史教科书》（原为《本朝史讲义》）。该书对太平天国运动就做了否定性评价。到了1913年，赵玉森对由陈庆年编辑的《中国历史教科书》做了重订，其中对于太平天国运动，一改往日的消极性评价，以积极评价取代之。在前言中赵玉森对这种修改做了解释。政治、社会及意识形态的变迁对历史教育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通过如上比较我们也可以看出，意识形态决定着分析历史问题的视角、方法，从而在根本上影响乃至决定问题的结论和解释。清末历史教科书到了民国时期，观点加以修改的现象非常普遍。

实际上，从民国政府颁布的中小学历史课标来看，1927年“宁汉合流”后南京国民政府对于太平天国运动的认识始终处于左右摇摆的状态。如1929年初中历史课标和高中本国史课标确认了太平天国运动“革命”的性质；1932年和1936年初中历史课标、1940年初高中历史课标、1941年中学历史课标都没有表明立场，我们只能做“中性”立场的理解；1932年和1936年高中历史课标又以“太平天国之乱”认定其性质；1948年修订高中历史课标又重新明晰了太平天国运动“革命”的性质。这在学校历史教育发展史上确实是一个特殊现象。这种现象的根源，似乎与民国时期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混乱状况有关。[32]因为历史课标对历史问题如果缺少一个清晰立场，就很容易导致历史教科书编写出现混乱的状况。更奇怪的是，这一时期的编者，似乎并没有注意到这一变化，依然坚持自己的史论，历史课标的权威性大打折扣，历史教科书的评审机制似已荡然无存。

这种无秩序的缺乏管理的历史教科书编写，与清末形成强烈反差。在教科书编写上，清政府较民国政府对历史教育的控制更为强烈。清末历史教科书的政治教化功能异常突出，其为统治服务的价值导向更为明显，渗透了一种“钦定结论”：任何反抗或造反的行为都只能以失败而告终。民国历史教科书的这一功能则相对淡弱，由于编者可以在教科书中宣扬自己的“独断之学”，这就突出了叙述的学术价值。民国历史教科书在观点上的百家争鸣，无疑与民国初年民主与共和的立国精神有不可分割的联系。我们还发现，对太平天国运动做出否定评价的教科书虽然不多，但多出现在“宁汉合流”之后。同时，对于太平天国运动的认识，蒋介石与孙中山是不同的。孙中山肯定太平天国运动，并自诩为“洪秀全第二”，而蒋介石对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曾国藩颇有好感，这多少会影响甚至左右人们对于太平天国运动的认识。当然，与清末相比，南京国民政府对历史教育的控制与管理，更多情况下是指导性而非强制性，开放性的而非封闭性。

太平天国运动在满清史家笔下是“发匪”，是“贼”，而在民国时期大多史家眼中，则是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坚持科学的历史观，是民国历史教科书编写指导思想上的一大进步。这种进步表现在，编写者有意或无意地以三民主义为指导，从民族、民权及民生的不同角度来解读太平天国运动，体现了时代性和先进性。所以在对太平天国运动的认识上，较之清末，见解更为深刻，评价更为客观，给人耳目一新的论断层出不穷。

这种进步，与史学研究的逐步深入亦有密切联系。在清末，太平天国运动无论是在民间还是在学术上，都是一个忌讳的话题，自然谈不上研究。民国建立后，这一禁区才被打破，从而也为太平天国研究创造了条件，多种研究论著的出版，推动了研究的深入。比如编写《新时代本国历史教本》的王钟麒就是一位太平天国研究学者，他于1931年出版了《太平天国革命史》专著。民国历史教科书中出现的不同的甚至是对立的观点，恰恰是史学界就这一问题展开激烈讨论的反映。当时学界的主流观点是视太平天国运动为民族革命运动，也有研究者如简又文持“大破坏”论，他认为：“以破坏性及毁灭力论，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仅亚于现今日本侵略之一役耳，其前盖无匹也。”[33]

[1] 陈庆年：《中国历史教科书》，第三编第64页，商务印书馆1909年版。

[2] 吕瑞廷等：《中学堂教科书新体中国史》，第45页，商务印书馆1911年版。

[3] 金兆梓：初级中学《新中学本国历史》，下册第57页，中华书局1913年版。

[4] 陈庆年：《中国历史教科书》，第三编第65页，商务印书馆1909年。

[5] 陈庆年编、赵玉森增订：《中国历史教科书》，卷七第75页，商务印书馆1913年。

[6] 金兆梓：初级中学《新中学本国历史》，下册第58页，中华书局1913年。

[7] 金兆梓：初级中学《新中学本国历史》，下册第58页，中华书局1913年。

[8] 李云坡：中等学校教科书《本国史》，下卷第109页，北平文化学社1931年。

[9] 赵玉森：《简明中国历史教授书》，上海商务印书馆1915年版。

[10] 钟毓龙：《新制本国史教本》，下册第98页，中华书局1920年。

[11] 钟毓龙：《新制本国史教本》，下册第90页。中华书局1920年。

[12] 顾康伯：《本国文化史》，第246页，上海大东书局1933年。

[13] 吕瑞廷等，赵玉森重订：《新体中国历史》，卷六第48页，商务印书馆1912年。

[14] 王钟麒：《新时代本国历史教本》，第47页，商务印书馆1930年。

[15] 李清悚等：新修正标准《初中本国史》，第三册第42页，上海大东书局1937年。

[16] 梁园东：《初中本国历史教本》，第三册第62页，上海大东书局1931年。

[17] 杨人楩：《北新本国史》，下册第69—70页，上海北新书局1933年。

[18] 李云坡：中等学校教科书《本国史》，下卷第110页，北平文化学社1931年。

[19] 聂家裕：教育部审定初级中学《历史》，第三册第39页，1947年。

[20] 章嶔：《中国历史教科书》，第四编第34页，上海文明书局1908年。

[21] 陈庆年：《中国历史教科书》，第三编第96页，商务印书馆1909年。

[22] 吕瑞廷等：《中学堂教科书新体中国史》，卷六第47页，商务印书馆1911年。

[23] 沈恩膏：《中学堂中国历史教科书》，第三编第160页，上海中国图书公司1908年。

[24] 郑昶：《新中华本国史》，下册第24—25页，上海新国民图片社1935年。

[25] 李云坡：中等学校《本国史》，下卷第110页，北平文化学社1931年。

[26] 金兆梓：《新中华本国史》，第67页，中华书局1932年。

[27] 章嶔：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第四编第34页，上海文明书局1908年。

[28] 吕瑞廷等：《新体中国史》，卷六第50页，商务印书馆1911年。

[29] 孟世杰：初级中学教本《中国史》，下册第155页，天津百城书局1932年。

[30] 梁园东：《初中本国历史教本》，第三册第66页，上海大东书局1931年。

[31] 王钟麒：《新时代本国历史教本》，第50页，商务印书馆1930年。

[32] 刘新成主编：《历史学百年》，第157页，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

[33] 简又文：《太平军广西首义史》，第1—18页，商务印书馆1944年。引自夏春涛：《二十世纪的太平天国研究》，《历史研究》2000年第2期。

此文发表于《北京教育学院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