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华志：论《马克思论太平天国》

（二）第二部分的错误
    
郑祖铤先生写到：恩格斯则更明确地指出，太平天国革命是“一切中国人反对一切外国人的普遍起义，并使这一起义带有绝灭战的性质”，是“中华民族的人民战争”，“起义民族”的“人民战争”。

这段话出自恩格斯的《波斯和中国》一文，恩格斯的原话是：“英国政府的海盗政策已引起了一切中国人反对一切外国人的普遍起义，并使这一起义带有绝灭战的性质。……简单地说，我们不要象骑士般的英国报纸那样去斥责中国人可怕的残暴行为，最好承认这是保卫社稷和家园的战争，这是保存中华民族的人民战争，虽然你可以说，这个战争带有这个民族的一切傲慢的偏见、蠢笨的行动、饱学的愚昧和迂腐的蛮气，可是它终究是人民战争。而对于起义民族在人民战争中所采取的手段，不应当根据公认的正规作战方法或者任何别的抽象标准来衡量，而应当根据这个起义民族所已达到的文明程度来衡量。”[3]( PP.19-20)

在这里，郑先生为了论述太平天国，居然将恩格斯论述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话语作了实用主义的剪裁。恩格斯明明是说“英国政府的海盗政策” 已引起了一切中国人反对一切外国人的普遍起义，并使这一起义带有绝灭战的性质，而郑先生居然将“英国政府的海盗政策”替换为他自己需要的“太平天国革命”。这实在是太不高明的手法。
    
至于 “中华民族的人民战争”，“起义民族”的“人民战争”几个词组，则更是郑先生对恩格斯话语的断章取义的歪曲与剪裁。
    
郑先生在论述太平天国革命是具有广泛人民参加的革命时，引用了这样一句话：……使它具有“一切中国人反对一切外国人的普遍起义，并使这一起义带有绝灭战的性质”，它才成为“保卫社稷和家园的战争……保存中华民族的人民战争” 
    
这段话同样是出自恩格斯的《波斯和中国》一文，与太平天国毫不相干。原因同上，恕不赘述。

（三）第三部分的错误

这一部分，郑先生的主要错误有3个：
    
第一，郑先生在论述推动太平天国革命的“直接原因”时指出，是英国人用大炮强迫中国输入大量鸦片和由此引起的鸦片战争。其严重后果，不仅迫使“天朝的百姓将偿付1500万或2000万英镑”的战争赔款。
    
值得注意的是，郑先生的引述完全文不对题。这句引文出自马克思的《中国和英国的条约》一文。稍微读过马克思文章的人就一定会看到：马克思在该文中是专门评价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签订的《中英天津条约》的，与太平天国没有关系。马克思的原话是：“慷慨的英国对俄国宣布了‘正义战争’，在订立条约时，不曾要求任何军事赔款。另一方面，英国虽然不断宣布它同中国处于和平状态，同时却强迫中国必须支付这次战争的费用，这些费用按照英国自己现任大臣的意见，是由它自己的海盗行为引起的。不管怎样，天朝的百姓将偿付1500万或2000万英镑的消息一传来，甚至对于最清高的英国人的良心都起了镇定作用。”[3](P.31） 

很显然，郑先生采取了掐头去尾的办法，把马克思对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论述变成了马克思对太平天国革命“直接原因”的论述。
    
第二，在这一部分里，郑先生写到：马克思说，中国“民众积极地而且是狂热地参加反对外国人的斗争”，“他们宁愿与船同沉海底或者在船上烧死，也不愿投降，”“那么这个战争对于英国人就非常危险。” 
    
必须指出的是，郑先生把恩格斯在《波斯和中国》一文中论述中国人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反对英国人的论述强加在马克思头上，这同样是文不对题的。因此，郑先生在这里就犯了两个错误。恩格斯的原话是： 

    现在，中国人的情绪与1840—1842年战争时的情绪已显然不同。当时人民静观事变，让皇帝的军队去与侵略者作战，而在遭受失败以后，抱着东方宿命论的态度服从了敌人的暴力。现在至少在南方各省（直到现在军事行动只限于这些省份之内），民众积极地而且是狂热地参加反对外国人的斗争。中国人极其镇静地按照预谋给香港欧洲人居住区的大量面包里放了毒药（有些面包已送交李比希化验。他发现大量的砒霜毒液浸透了面包，这证明在和面时就已掺入砒霜。但是药量过大，竟使面包成了呕吐剂，因而失去了毒药的效力）。中国人暗带武器搭乘商船，而在中途杀死船员和欧洲乘客，夺取船只。中国人绑架和杀死他们所能遇到的每一个外国人。连乘轮船到外国去的苦力都好象事先约定好了，在每个放洋的轮船上起来骚动殴斗，夺取轮船，他们宁愿与船同沉海底或者在船上烧死，也不愿投降。甚至旅居国外的华侨——一他们向来是最听命和最驯顺的国民——现在也密谋起事，突然在夜间起义，如在沙捞越就发生过这种情形；又如在新加坡，当局只有使用武力和严加戒备，才能压制他们。英国政府的海盗政策已引起了一切中国人反对一切外国人的普遍起义，并使这一起义带有绝灭战的性质。 

    ……这一次，英国人陷入了窘境。直到现在，中国的民族狂热情绪似乎还只限于未参加大起义（指太平天国—笔者注）的南方几省。战争是否将以这几个省为限呢？这样，它就不会得到任何结果，因为中国的一切要害地方都不会受到危险。同时，如果这种狂热情绪遍及内地各省的人民，那末这个战争对于英国人就将非常危险。[3](PP. 19-20） 

 
    
对照恩格斯的原文和郑先生的引文，人们不难发现：“民众积极地而且是狂热地参加反对外国人的斗争”显然是指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中国人反对外国人的斗争而不是指太平天国反对外国人的斗争；“他们宁愿与船同沉海底或者在船上烧死，也不愿投降”中的“他们”显然是恩格斯所说的 “乘轮船到外国去的苦力”而不是太平天国；“那末这个战争对于英国人就将非常危险”指的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中国人民反对英国人的斗争而不是指太平天国对英国人的威胁。
    
很显然，郑先生所引述的内容，与太平天国毫无关系。但是，有趣的是，郑先生为了论证所谓太平天国的英勇斗争，不惜采取断章取义的办法，对恩格斯的文章作了“手术”，从而不仅把恩格斯的论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文章变成了所谓的马克思论太平天国的文章。这倒是值得思考的。

（四）第四部分的错误
    
在这一部分里，郑祖铤先生不厌其烦地告诉读者：“马克思对太平天国革命可能出现的前途作出了资产阶级共和国的预测”，“马克思预示太平天国革命可能的前途是资产阶级共和国。” 但是，只要稍微分析一下郑先生所使用的论据，人们就会发现：郑先生的结论完全是主观臆断、随心所欲的产物，是完全靠不住的。那么，郑先生在论述所谓马克思预见了对太平天国革命可能的前途是资产阶级共和国时使用了什么样的论据呢？
    
在论文的第四部分，郑先生使用了如下3个证据：

第一，马克思认为由于这场革命和同时发生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就会从根本上动摇中华帝国本身的存在，就会加速清朝的崩溃”，“国内战争已使帝国的南方与北方分立。”“古老的中国遇到了极大的危险。”“过不了多少年，我们就会看到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国作垂死的挣扎。” 
    
第二，“这样一个帝国终于要在这样一场殊死的决斗中死去。”
    
第三，马克思预示这场革命可能的前途，“值得我们高兴的，就是世界上最古老最坚固的帝国……八年来已处于社会革命的前夜，这种社会革新对于文明无论如何应有非常重大的结果。我们欧洲的反动派，跑到这个最保守的堡垒的门口，那时候，安知他们在那里不会碰到‘中华共和国——自由、平等、博爱’这几个大字呢？”
    
在这里，郑先生总共犯了5个错误：
    
在第一个论据中，郑先生犯了两个错误：

第一，这一段引文明明是出自恩格斯《波斯和中国》[3](p.21）一文中。不知道郑先生怎么把恩格斯的话当成了马克思的话？或者，在郑先生看来，恩格斯就是马克思，马克思就是恩格斯？
    
其次，郑先生把恩格斯与太平天国风马牛不相及的论述用来论述太平天国，实在是让人百思不得其解。恩格斯的《波斯和中国》一文明明论述的是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情况，并对第二次鸦片战争可能对中国产生的影响作了预测，丝毫没有涉及到太平天国。为什么郑先生偏偏要与太平天国挂钩呢？为了不误导读者，我们不妨略为详细地引述一下恩格斯的原话： 

    这一次，英国人陷入了窘境。直到现在，中国的民族狂热情绪似乎还只限于未参加大起义（指太平军起义。—一笔者注）的南方几省。战争是否将以这几个省为限呢？这样，它就不会得到任何结果，因为中国的一切要害地方都不会受到危险。同时，如果这种狂热情绪遍及内地各省的人民，那末这个战争对于英国人就将非常危险。英国人能把广州城完全毁灭，能攻占沿海的一切据点，可是他们所能调集的全部兵力都不足以夺取和扼守广东和广西两省。在这种情形下，他们有什么办法呢？广州以北到上海、南京一带的地区都掌握在中国起义者手里，触犯他们将是极大的错误；然而南京以北唯一能在袭击后收到决定性效果的地点是北京。可是从什么地方调集军队，来在海岸上建立既有防御工事又有守备队的作战基地，来克服途中的每个障碍，来用部队保证和海岸一带的交通以及用比较雄厚的兵力逼近这个与伦敦一样大并离登陆地点一百英里远的城市呢？另一方面，对京城的军事示威行动，如果有成效，就会从根本上动摇中华帝国本身的存在，就会加速清朝的崩溃，就会给俄国而不是给英国打开前进的道路。 

    新的英中战争的形势极为复杂，使人简直不能预料它将有什么样的转变。在几个月内兵力不足以及在更长时间内缺乏决心，使得英军除了或许向某一个不重要的地点（在目前情况下，广州也可以算是这样的地点）作一些进攻而外，将完全无所行动。

 
    有一点是毫无疑义的，那就是古老中国的末日正在迅速到来。国内战争已使帝国的南方与北方分立，而太平天国的天王在南京似乎不会受到清廷军队的危害（如果不受自己人阴谋危害的话），正如同清帝在北京不会受到起义者的危害一样。直到现在，广州似乎是独自进行着一种反对英国人以及根本反对一切外国人的战争；但是正当英法两国的海陆军向香港调集的时候，西伯利亚边防的哥萨克部队却缓慢地、然而继续不断地把自己的驻屯地由达呼尔山移向黑龙江岸，而俄国海军陆战队则在满洲的良好的港湾周围设立堡垒。中国的南方人在反对外国人的斗争中所表现的那种狂热态度本身，显然表明他们已觉悟到古老的中国遇到极大的危险；过不了多少年，我们就会看到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国作垂死的挣扎，同时我们也会看到整个亚洲新纪元的曙光。
    
显然，郑先生引述的“就会从根本上动摇中华帝国本身的存在，就会加速清朝的崩溃”的主语是“（英国）对京城（北京）的军事示威行动，如果有成效，”而不是指太平天国；“国内战争已使帝国的南方与北方分立”只是附带提到了太平天国；“古老的中国遇到了极大的危险，过不了多少年，我们就会看到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国作垂死的挣扎”的前一句话是“中国的南方人在反对外国人的斗争中所表现的那种狂热态度本身，”而不是指太平天国。

 
    
第二个论据同样与太平天国毫无关系。该引文出自马克思的《鸦片贸易史》。[3]（P.26）我们又不得不稍微引述马克思的话：
    马克思在论述了中国与英国在鸦片贸易上的斗争之后指出：“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幅员广大的帝国，不顾时势，依然安于现状，由于被强力排斥于世界联系的体系之外而孤立无依，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来欺骗自己，这样一个帝国终于要在这样一场殊死的决斗中死去。”显然，郑先生同样采取了掐头去尾的方式，把马克思论述英国鸦片贸易对中国产生影响的话用来证明所谓马克思对太平天国的论述，实在令人费解。

郑先生的第三个论据更是让人啼笑皆非。郑先生引述的话，出自马克思恩格斯写于1850年1月底的文章《国际述评（一）》[4](PP.264-265）在这里，郑先生犯了两个错误。
    
第一，人物错误。明明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个人的作品，为什么郑先生偏偏要说成是马克思一个人的作品呢？。
    
第二，时间错误。历史总是发生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里的，如果时间错误，得出的结论当然是荒唐可笑的。郑先生恰好是在历史时间问题上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
    
如上所述，郑先生引述的话，出自马克思恩格斯写于1850年1月底的文章《国际述评（一）》然而，众所周知的事实是，太平天国金田起义发生于1851年1月11日。人们不禁要问：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太平天国运动发生前一年，怎么可能预测到太平天国的前途是郑先生所谓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呢？除非我们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是神仙，不然，人们无论如何都无法得出郑先生的结论。
    
为了明辨是非，我们又不得不引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原话：
    当然，中国社会主义之于欧洲社会主义，也许就像中国哲学之于黑格尔哲学一样。但是有一个事实毕竟是令人欣慰的，即世界上最古老最巩固的帝国八年来被英国资产者的印花布带到了一场必将对文明产生极其重要结果的社会变革的前夕。当我们的欧洲反动分子不久的将来在亚洲逃难，最后到达万里长城，到达最反动最保守的堡垒的大门的时候，他们说不定会看见上面写着：

 
 
二、马克思是如何看待太平天国的？

郑祖铤先生在文章中煞费苦心地向读者传达这样一个信息：马克思对太平天国给予了“高度”评价。然而，只要稍微阅读一下马克思的有关著述，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郑祖铤先生的努力是徒劳的。因为，马克思对太平天国的评价一定会让郑祖铤先生大失所望。而郑祖铤先生为了论证所谓的马克思的论述，居然不惜歪曲事实，任意拼凑、剪裁材料。如果我们一定要看看马克思是如何论述太平天国的，那么，我们一定会感到非常失望。因为，马克思对太平天国的评价之低，远远出乎我们的企盼。
    
可以非常肯定地说，马克思对太平天国的系统论述如凤毛麟角。马克思最完整地论述太平天国的文章要数《中国记事》（奥地利维也纳出版的《新闻报》1862年7月7日第185号 [5](PP.545--548)了。马克思在该文中借用驻宁波的英国领事夏福礼给驻北京的英国公使普鲁斯的一封信对太平军的愚昧、军纪涣散、草菅人命的情况作了详细的说明 (文中粗体为笔者所加) 。
    
马克思写到： 

    我曾感到很奇怪，鸦片没有起催眠作用，反而起了惊醒作用。其实，在这次中国革命中奇异的只是它的体现者。除了改朝换代以外，他们不知道自己负有什么使命。他们没有任何口号。他们对民众说来比对老统治者们说来还要可怕。他们的使命，好像仅仅是用丑恶万状、毫无建设性的破坏来与停滞腐朽对立。为了说明这些“灾星”的特点，我们把夏福礼先生（驻宁波的英国领事）给驻北京的英国公使普鲁斯先生的一封信摘录如下。

      
    夏福礼先生写道：宁波落入革命太平军之手已经三个月了。这里同这些强盗们统治所及的任何地方一样，破坏是唯一的结果。难道他们还追求别的目的吗？在他们看来，使自己拥有无限的胡作非为的权力实际上同伤害别人生命一样重要。太平军的这种观点，同胡说什么太平军将“解放中国”，“复兴中国”，“拯救人民”和“推行基督教”的英国传教士们的幻想实在不相符合。他们吵吵嚷嚷煞有介事地闹了10年，结果是破坏了一切，而什么也没建设起来。 

    夏福礼先生继续写道：不错，太平军同外国人正式交往时，表现得比清朝官吏要好些，他们做事比较直爽，大刀阔斧，坚决果断，但他们的优点仅限于此。 

    太平军如何供养自己的军队呢？他们的兵士没有薪饷，而是靠战利品生活。如果夺得的城市富，兵士们就吃不完喝不尽；如果夺得的城市穷，他们就表现出堪称模范的忍耐态度。夏福礼先生问过一个穿着很好的太平军兵士，问他是否喜欢干这种行业。那个兵士回答说：“我怎么会不喜欢呢？我看中什么就拿什么，谁要是抗拒，那就……”——一他做了一个表示砍头的手势。而这就是他的惯用语。在太平军看来，一个人头并不比一个菜头贵。 

    革命军的核心是由正规军--服役多年久经战斗的老兵构成的。其余部分则是一些年轻的新兵或出击时抓来当兵的农民。首领们总是故意把在某个被征服的省份强征来的军队，派到一个别的遥远的省份去。例如在宁波，叛乱者们现在就操着40种不同的方言，而宁波方言此刻也第一次传到了遥远地区。在每个地区，所有的流氓、游民和坏蛋都自愿地归附太平军，军纪只要求在执行任务时服从命令。大平军不准结婚和吸鸦片，违者处以死刑。只有“到天下太平的时候”才可以结婚。作为补偿，太平军在攻下一个居民未及逃离的城市后的头三天里，可以任意凌辱妇女。三天以后，所有的女人都被强行赶出城市。

 
    引起恐惧，是太平军的全部战术。他们的成功全靠这种妙法的效用。他们制造恐惧的方法是：一开始，在某一个地方一下子出动大批人马。他们先派探子秘密探路，散布扰乱人心的谣言，在各处放起几把火。这些探子如果被清朝官吏抓住处死，总是马上就有别人来代替，直到清朝官吏同城市的居民一起逃出城市，或者像占领宁波时那样，一片惶恐的局面使得叛乱者有可能轻易获胜为止。 

    制造恐惧的一大法宝就是太平军身上穿的五颜六色的丑角式衣着。此等装束只能使欧洲人觉得好笑，而对中国人来说却有神奇的作用。因此，这种丑角式衣着在作战的时候给叛乱者带来的优势比线膛炮还要大。况且，他们还有一头又长又黑或者染黑的乱发，目露凶光，发出凄厉的号叫，装出狂怒的样子--这就足以把古板的、温顺的、循规蹈矩的中国老百姓吓死。 

    在探子散布了惊恐情绪之后，接着便出现了被故意驱赶来的逃难村民，他们夸张地讲述着就要到来的军队怎样众多、怎样强大、怎样可怕。当城里起火，守军头脑里想着这种可怕的场面而出动的时候，远远就看到一个个五颜六色的怪物，吓得他们不知所措，魂不附体。适当的时机一到，成千成万的太平军就手持大刀、长矛和鸟枪，向着吓得半死的敌军猛扑，只要不遇到抵抗就把什么都扫荡个干干净净，不久前在上海就是如此。

 
    夏福礼先生说；“太平军这东西是个空空的庞然大物。”

最后，马克思对太平天国的评价是：“显然，太平军给人的印象就是中国人想象中的那个凶神恶煞下凡。而这种凶神恶煞只是在中国才可能有。它是停滞的社会生活的产物。” 

这就是马克思对太平天国的评价，或者说是马克思关于太平天国的最直接的论述。虽然，马克思的评价会让我们许多人失望，特别会让郑先生失望，但这毕竟是马克思的评价。看来，不开动脑筋，不从太平天国的历史本身出发，企图借马克思的论述来研究太平天国，多半是徒劳的。
    
正如笔者多次指出的那样，既然郑祖铤先生经常将恩格斯的论述当作马克思的论述，既然郑祖铤先生常常将马克思恩格斯两人的论述当作马克思一人的论述，既然郑祖铤先生常常将恩格斯和马克思与太平天国风马牛不相及的论述当作他们对太平天国的论述，我们就完全有理由相信：郑先生的文章是典型的张冠李戴、随心所欲的产物，而不是严肃的科学研究的的产物。或者说，郑先生的文章正好反映了目前学术界的一种急功近利、心浮气燥的毛病。说得不客气一点，郑祖铤先生的论文，就是一篇胡编乱造的伪劣之作，与严肃的学术研究相距万里。其实，根据笔者的粗略调查，郑祖铤先生的类似问题在他的其他文章中也普遍存在，留待笔者在适当的时候再指出来。

[参考文献]
    [1] 郑祖铤. 马克思论太平天国[J].湘潭大学学报(哲社版),1999(1).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3]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 1972.
    [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