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实际上这种简单的分析方法和单向思维模式难以解析丰富多彩的历史画卷。
对历史问题进行分析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但我们有时坚持的未必是马克思主义。比如,我们总说在封建社会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矛盾是主要矛盾。于是,在描述各个盛世时代时,就总是强调农民的辛勤劳动,是社会富裕的根本原因。然而,盛世的出现很大程度上依赖国家管理、政府职能的发挥,农民阶级往往是被动的。再如,地主和农民的划分也存在很大问题。我们在读课本时,只能在理论上感受地主对农民的压迫,而没有生动个案说明这种压迫的程度。而实际上,地主可分为官僚地主、恶霸地主和平民地主。他们致富的原因不同,对社会生产发展的作用也不同。这就需要具体分析。一个朝代末的农民起义往往是国家职能的丧失,或者是政府官员的腐败激化社会矛盾引发的。而阐述盛世缘由时,又多归功于一个好皇帝,那些治世能臣的贡献也被抹杀了。简单化、教条化的倾向在教材的叙述中不知不觉地成为一种主流观点,越来越为大家所公认。其实,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立自己的理论时就一再指出:“我们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如果不把唯物主义当作行动的指南,而把它当作现成的公式,按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那么它就会转化为自己的对立物。”(《恩格斯致保·恩斯特》)。由于以公式来剪裁史实,忽略了历史过程本身具有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人们所依据的便不再是马克思主义,而转为马克思主义的对立物了。
造成中学历史课本的这种状况,有时代的原因,也有个人的原因。时代的局限是个人无法完全超越的。因为时代把大多数人的认识引向某个方向并限制在一定的高度。但是现在的时代是改革开放的时代,我们的社会与20年前相比已发生了很大的改变。相对来说,历史教科书改变的太少。尽管已经多次改变,似乎总是难脱窠臼。怎样将教科书编得更为客观一些,更接近历史真实,更有说服力和感染力,这是教材编写者应该考虑的。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全面、准确地运用马克思主义。
其实,阶级分析的方法并未完全过时,只是不能够把阶级分析简单化、绝对化。因为历史并不完全等同于阶级关系。简单的阶级分析法在理论上的一个根本不足,就是认为阶级斗争与生俱来,在阶级社会中它无处不在。实际上,阶级之间的合作、依存往往多于斗争。如果统计一下,即使春秋战国时期,和平也多于战争。只有把阶级分析和历史分析结合起来,才能看清历史发展的脉络。因为同一个阶级的代表人物在不同的时期,不同问题上,还会有不同的表现,即使同一时期,同一阶级的人物,由于个性的差别,知识、经历、思想修养、认识方法、判断能力、政治倾向等方面的差别,他们的历史活动必然具有各自的特点。如果仅从阶级属性这一点就简单作结论,就难免形成千人一面,把生动的人物变成了概念化的人物,从而无法接近历史的真实。
如何使历史恢复本来面目,使学生能够想像历史、进入历史、了解历史,应该是教材编写着重思考和探索的问题。所谓真了解,正如国学大师陈寅恪所说,是“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发于同一境界,而对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萧公权把“以学心读,以平心取,以公心述”,作为座右铭不无道理。
在历史中,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心理、民族关系等是相互联系的,但这几个主要方面又各有独自的变化方式。正是这种社会生活系统要素之间的互动关系,构成了社会的整体及人类历史的变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之间不仅有对立,更有统一,而且对立也是同一条件下的对立,彼此互相包含,相即相离,一方在决定另一方的同时也在被对方或其他诸多方面决定和制约着。例如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在政治上军阀统治是反动的,但也就在这一时期,民族资本主义飞速发展,并在一些行业中形成规模。北洋政府也不完全是卖国,在西藏问题上也据理力争。在文化方面,尽管袁世凯提倡尊孔复古,但新文化运动不也正是以北京为中心吗?社会生活看似矛盾的各个方面,构成了这一时期的特点。春秋战国时期也是如此,进步与倒退,战争与发展,分裂与统一都是互相依存的。社会转型时期历史的这种面貌表现突出,社会稳定时期同样也是这样,只不过表现不同罢了。写历史教科书应慎重地选择史事,以便使学生能够通过具体的事来体验历史情境。
历史教科书还应少讲结论。先人为主未必是好事。应该多讲史实,结论由教师引导,学生讨论得出。比如抗日战争,如果将战争初期中日双方军事实力的情况写进去,甚至可以写到一个连、一个排,日本军队是什么装备、中国军队是什么装备,那么,对战争初期中方的失利以及持久战的战略思想,学生就会体验得更深刻。只讲几个战役,然后就是溃败,再归结为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学生会问:如果民众发动起来是不是能打胜?鸦片战争也是如此,假如林则徐不被撤职,战争能不能打赢?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回到当时历史的客观情况中去,教材对这方面的介绍太笼统。而学术研究的成果足够中学历史教材筛选的。如,读读《天朝的崩溃》一书,可能教材《鸦片战争》一节就采取另外一种写法。
毋庸讳言,教科书的编写不是一件容易事,需要摸索和思考,需要认真总结原有教材的成败,研究新的思路。不能指望一步成功,但可以做到“与时俱进”,随着实践不断改进,不断丰富和发展其内容,变化和调整其形式,以求更加完善。
《历史教学》200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