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教科书中最好的一本创作”[①]

——张荫麟《中国史纲》述评

焦鹏

1945年新史学宿儒顾颉刚在点评彼时中国史学时，对中国近百年的通史撰述写下“到今日为止，出版的书虽已不少，但很少能达到理想的地步”的评语后，却笔锋一转，提出自己认为理想的通史著作，“其中较近理想的有吕思勉《白话本国史》《中国通史》、邓之诚《中华两千年史》、陈恭禄《中国史》、缪凤林《中国通史纲要》、张荫麟《中国史纲》、钱穆《国史大纲》”[②]。在顾颉刚所提及的六七种著作中，张荫麟所著的《中国史纲》只不过是当时教育部计划出版的高中历史教科书《中国史纲》的第一部，仅写到了东汉为止，论规模、体系、完整性都无法和其他论著相比。但恰恰是这样一本薄薄的高中历史教科书，在旧中国和新中国多次再版[③]，并受到众多史学专家的好评。除前提及陈梦家、顾颉刚对此书的赞誉外，历史学者贺昌群、徐规、王家范、代继华等学者也对此书大为褒扬。贺昌群认为张荫麟此书充满了以“冷静的分析能力始，以坚强的综合能力终”的现代精神[④]。张氏弟子徐规在《旷世奇才——记史学家张荫麟先生》一文中，赞誉张氏此书“文辞优雅，锐思弛骤，使人一展卷不复能自休”，已达到张荫麟本人所倡导的“理想之历史必须具备的两个条件：正确充备之材料；忠实之艺术的表现”[⑤]。多年教授中国通史的王家范教授在其为上海古籍版《中国史纲》所撰的《中国史纲导读》一文中，结合个人教学经验对张氏此书进行了较为深入详尽的评析，并在此基础上作出了极高的评价，称“它的文笔流畅粹美、运思遣事之情深意远，举重若轻，在通史著作中当时称绝，后也罕见（唯钱穆《国史大纲》可相匹敌）”[⑥]。代继华则从编写中学历史教材的成功之处肯定了张氏此书[⑦]。这到底是怎样一本历史教科书，他对我们今天的历史教学又有何启迪。一本成功的著作背后往往有优秀的作者，让我们来先走近作者张荫麟。

张荫麟，字素痴，1905出生于广东东莞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1921年考入清华。1923年9月，在《学衡》第21期发表《老子生后孔子百余年之说质疑》一文，对梁启超考证《老子》认定其在孟子之后的六条证据，逐一进行批驳。受到梁启超赞扬，一举成名。其后在国内知名刊物发表大量史学论文。1929年清华毕业后，赴美国斯坦福大学学习西洋哲学、社会学，获硕士学位，并立志以史学为终身职业。在美留学期间，对西方哲学的深入学习为他日后进一步历史研究和教学奠定了扎实的理论基础[⑧]。1933年回国后，执教清华大学历史、哲学两系。1937年后，张荫麟先后任教于浙江大学、西南联合大学，教授中国历史。1940年，再次执教浙江大学。1942年因病在逝世，年仅37岁。

1935年，张荫麟受国民政府教育部委托（一说受托于国防设计委员会），由傅斯年推荐，主编高中及小学历史教科书。作为一位学兼中西，史学实践丰富和理论积淀扎实,而又年富力强的青年史学家，张荫麟受到史学界的高度期许。以精深知名的著名史学家陈寅恪在1933年11月写给中研院史语所所长傅斯年的信中说“张君为清华近年学生品学俱佳者中之第一人，弟尝谓庚子赔款之成绩，或即在此一人之身也。……其人记诵博洽而思想有条理，以之担任中国通史课，恐现今无校渠适宜之人”[⑨]。而另外一位以博通闻名史学界，著有通史名作《国史大纲》的史学大家钱穆同样也对张荫麟推许殷切。他在1942年张氏逝世后所作的文字中说：“常谓张君天才英发，年富力强，又博通中西文哲诸科。学即博洽，而复关怀时事，不甘仅仅为记注考订而止。然则中国新史学之大业，殆将与张君之身完成之。[⑩]”由此可见，张荫麟确为编撰中国通史的不二人选。但深知自己编撰的中国通史的阅读对象是中小学生，熟稔中国历史的张荫麟没有贸然动笔，而是作了深入的思考，在对不同层次学生的知识水平和学习能力进行了区分，确定了内容上“高中国史，以时代为次，综述人、地、事，融会而贯通之”和遵循“一个共通原则，就是要求其可读，文字和内容都要通俗生动，能够吸引读者，使之愈读愈有味”9322;，以及由自己（负责汉以前）、吴晗（负责唐以后）、千家驹（负责鸦片战后的社会）、王芸生（负责中日战争）共同分工撰写，各人成稿最后由他综合融会划一的写作方式9323;。1935年，张荫麟开始动手写作，1937年完成大半，后补写改制与“革命”和自序。1940年6月，《中国史纲》一书正式出版应行。

《中国史纲》虽因中学教科书的缘由成书，但却以优秀学术佳作的品格流传于后世。《中国史纲》由四篇序言和正文两部分组成。四篇序言对有关此书的问题作了说明，其中最为重要的作于1940年的《自序一》。在《自序一》中张荫麟简要的表白了自己的通史方法论和历史哲学，提出了通史学家选择史事与史事综合的通常义例。在选择史事方面，张荫麟指出长期以来史学家基本遵循五条标准：“新异性的标准”、“实效的标准”、“文化价值的标准”、“训诲功用的标准”、“现状渊源的标准”，在这五条标准中，张氏认为除了“训诲功用的标准”外，“皆是今后写通史的人所当自觉地、严格地、合并采用的”。在史事综合方面，张荫麟提出过去史学家长期以来自觉或不自觉地部分使用着四个范畴，分别是“因果的范畴”、“定向的范畴”、“演化的范畴”、“矛盾的范畴”，他主张史学家应该兼用四个范畴，尽量避免史学的偶然性。正文分为十一章，叙述了我国从商朝到东汉初年约1700年的历史。各章的题目分别是中国史黎明期的大势、周代的封建社会、霸国和霸业、孔子及其时世、战国时代的政治与社会、战国时代的思潮、秦始皇与秦帝国、秦汉之际、大汉帝国的发展、汉初的学术与政治、改制与“革命”。每章下又设若干小节、并各有主题及题目。对约1700年历史中的重要人物、重大事件、基本思想、社会生活、历史变化作了扼要的反映。在这十一章中，最为精彩的是第二章到第七章。在这六章中，“张荫麟层层交叠错综推进，着眼于历史复杂的因果网络关系，有收有放”，展现了“我国历史走向最早的两次大转折”9324;。由于作者在撰写《中国史纲》前对此段历史和相关文献作了深入研究，所以这六章也是最富学术价值。当然，作者在史学研究中所闪烁出的火花在其他外各章也俯拾皆是。如作者论定中国在周代确立了封建社会而非奴隶社会，并对周代社会从九个方面的细致揭示。作者又指出秦以后至辛亥革命之前的中国不是封建制而是郡县制的中央集权帝国。如总结孔子的一生，最大的抱负虽在政治——“知其不可而为之”，最大的成就却在教育上——开创我国教育史上多方面的先河。由此读者不难看出此书的学术质量。

《中国史纲》虽以卓越的学术价值传世，但它的学术光辉并没有掩盖其教科书的特色。作为一本教科书，《中国史纲》始终坚持以学生为根本，服务于学生全面发展的基本原则。坚持以学生为根本，这在作者对史事和表达方式的选择上体现的尤为明显。根据作者编写中小学历史教科书的的总体设计 “小学的国史应该以人物为中心，选出国史上可以代表每一时代精神的人物，譬如说吧，由孔子到孙中山，用写故事的体裁，烘托以每一时代应该知道的大事。第二初中国史以大事为中心，分两册，一、民族篇，述中华民族之形成和先民的业绩（摈弃大汉族主义一套的理论）；而社会篇，述社会、政治、经济、一切典章制度的演进，生活的进步，事为首尾，互相沟通”9325;。在此基础上，作者综合考量了高中学生的既有基础和学习能力，以及今后的发展需要，提出了内容上“高中国史，以时代为次，综述人、地、事，融会而贯通之”的标准。按照这一标准确定了周代的封建社会、春秋争霸、孔子、战国社会变革、战国思想界、秦始皇及其帝国、改制与革命等重大问题并对其进行了深入透彻的叙述。在表述方式上，针对学生的特定心理特点、刻意“采用说故事的方式、不参合考证，不引用或采用前人叙述的成文，既原始文件的载录也力求节省”9326;，以简洁浅显的语言娓娓而谈，，使学生始终对历史学习保持强烈的兴趣。但作者却并不仅仅满足与给学生讲故事，而是在学生产生兴趣的基础上对史事作出了深刻全面讲解。作为教科书，《中国史纲》另外的一个特点是科学性、艺术性、思想性兼顾，三者交相辉映。所谓科学性是指史料的搜集、甄别、选择、综合，实质是上对真的追求；而所谓艺术性是指忠于史实基础上要让历史鲜活起来、具有感情、生命、神采，实质上是立足于求真基础上对美的追求；所谓思想性是指作者对历史事件和人物独具个性却又发人深省的思辩，实质上是立足于求真求美基础上对新的追求。“春秋时代的历史大体上好比安流的平川，上面的舟楫默运迁移，远看仿佛静止；战国时代的历史好比奔流的湍濑、顺流的舟楫，扬帆飞驶，顷刻之间，已过了峰岭千重”9327;。这是《中国史纲》中的一段文字，从中不难看出其“科学性、艺术性、思想性兼顾，三者交相辉映”的特点。当然这样的文字在《中国史纲》中并非仅此一处，读者可以自己品读玩味。

两千多年前，太史公在撰写《史记》这一巨著时为自己立下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信条，学者于丹认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分别反映太史公的哲学观、史学观、文学观，如果这样理解的话，则可以说太史公的理想是写一部富有个性哲学思考、文学追求的通史著作。如果以这样的高标准来衡量，我个人认为张荫麟《中国史纲》也不失为一部优秀的通史著作，同时它本身又是一部极好的高中历史教科书，因此不揣孤陋，草率成文，将其推荐各位同行，希望能对我们的中学历史教学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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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此为著名学者陈梦家对张荫麟《中国史纲》的评语，转引自徐规《旷世奇才——记史学家张荫麟先生》，见张荫麟：《中国史纲》（商务印书馆，2003）附录238页，又载《学林往事》下册（北京朝华出版社，2000年3月）。

[②] 9323;顾颉刚《当代史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81、82页。

[③]张氏此书大部分最初刊载在《大公报·史地周刊》。1940年6月由重庆青年书店结集出版1948年4年，南京中正书局再版。50年代北京三联书店和台湾先后再版。20世纪90年代后，辽宁教育、上海古籍、山西古籍、商务相继再版《中国史纲》。

[④]贺昌群《哀张荫麟先生》，见吴泽主编；金自强、虞明英选编：《贺昌群史学论著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539页。

[⑤]徐文见张荫麟《中国史纲》附录（商务印书馆，2003）239页，又载《学林往事》下册（北京朝华出版社，2000年3月）。

[⑥] 9324;王家范《中国历史通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385、402页。王文初载张荫麟撰、王家范导读《中国史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后也收入王家范《中国历史通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383—408页，题为《被遗忘的个案：张荫麟及其〈中国史纲〉》。

[⑦]读者可自行参看代继华《张荫麟国史课本设想与实践的启示》，《中学历史教学》2004年7期。

[⑧] 1933年3月，张荫麟在给自己挚友史学家张其昀的信中说：“国史为弟志业，年来治哲学，治社会学，无非为此种工作之预备。从哲学冀得超放之博观与方法之自觉，从社会学冀明人事之理法。” 见张其昀《敬悼张荫麟先生》， 原载《大公报》1942年10月27日第二版，转引自苏双碧、王宏志《吴晗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95页。

[⑨]转引自徐规《旷世奇才——记史学家张荫麟先生》，见张荫麟：《中国史纲》（商务印书馆，2003）附录238页，又载《学林往事》下册（北京朝华出版社，2000年3月）。

[⑩] 钱穆《中国今日所需要之新史学与新史学家》，《思想与时代》，第18期。转引自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岳麓书社，2003年）。

9322;9325;吴晗《记张荫麟》，《论说谎政治》，知识出版社，1999年，第234页。

9326;9327;张荫麟《中国史纲》（商务印书馆，2003）10,1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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